朱清福，今年七十岁，退休前任厦门市邮政局局长，现为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会长。

自从1966年第一次背上相机开始，朱清福便沾上了摄影，此后几十年不离不弃，到如今热情仍是有增无减。当初开始摄影是因为在部队的工作需要，因此与摄影结缘。此后的工作生涯中，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来往应酬多频繁，总是忙里偷闲地，玩一把摄影，转移一下工作压力，怡情养性一下，以便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

在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朱清福就是个“导演”的角色。事实上，他不但导演成立了协会这个老年摄影人之家，导演了每次的摄影展览和摄影活动，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也都是经过“导演”拍得的。

 

策划成立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

 

这些年来，随着摄影技艺越来越普及，喜欢摄影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拿起相机，走出户外，用镜头来表现自然、记录社会、传递情感，从中享受美感和快乐，感受健康丰富的退休生活。之前厦门很多老年朋友选择去老年大学摄影班，但班上学员越来越多，渐渐容纳不下，于是学校规定七十岁以上的学员不得再继续就读。在这种情况下，几位热心的老年摄影爱好者聚在一起，几番探讨，邀请朱清福出山做会长，酝酿成立老年摄影协会。

朱清福因为一直以来对摄影的热爱，加之对老人事业的关心，便决定与几位热心的老年摄影人一起，为老年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建造一个共同的家，一个随时歇脚喝茶、交流技艺的地方。筹备阶段，由于没有场地，朱清福和几位老摄影人随时随地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于2014年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老年摄影协会成立三年来，已有会员将近600人，并根据行政区划分为八个片组，这支老年摄影队伍成为厦门摄影的生力军。成立至今，协会已成功举办大大小小的影展超过20场，并编印了花鸟、上杭、新光旧影等7本影册。除此之外，协会坚持每周四下午为老年摄影朋友义务开讲摄影课，很受老年人欢迎。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朱清福会长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大家都觉得，朱会长就是协会的基石、主心骨，他想法多、思路清，乐于奉献，敢于承担，让大家相处愉快，做事轻松。

 

摄影艺术不简单，好作品需要好“导演”

 

老年摄影协会的副会长陈越和董复东都表示，在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朱清福就是个“导演”的角色，而事实上，朱清福会长不但导演成立了这个老年摄影人之家，导演了每次摄影展览和摄影活动，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也都是经过“导演”的。朱会长认为，摄影可不是一件简单随意的事情，要拍出不可复制的好作品，不但有一定难度，有时还得靠运气。他说：“好的摄影师就应该是个导演，心中要先有照片，再来策划、布置、拍摄。”

这次“金砖国家掠影摄影展”中展出的一张“伊瓜苏瀑布”，是朱清福会长的作品。当时在巴西为了拍到这张照片，他经过考察询问，特地租了一架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忍着眩晕，不断按动快门，终于拍出满意的作品，展示了瀑布全景和气势。

朱会长前几年曾经拍摄过一个作品，名为“如今山里人过节”的夜景片，地点选在在漳州平和太极村，他真的是“导演”了这个作品。为了找到合适的机位，他从早上就开始爬山，在村子周边的两个山上看来看去，最终确定一个山头作为全景机位，由此可以拍摄出整个太极村的S形的太极中线及两个围楼代表的“太极眼”。这张照片拍摄难度非常大，布置灯光也是一个难点，为此，他经过精心策划，专门安排了四辆摩托车，在拍摄时间按照设定的方向在唯一的村公路上缓缓行驶，形成光轨。当时在过节，村民自己燃放的烟花比较杂乱，形式单一，位置也低，于是他请村里的朋友，根据需要买来合适的烟花，选好位置，在约定时间燃放出效果。为了拍出好的作品，朱会长白天布置，晚上拍摄，曝光多达六次，终于拍出满意的效果，堪称佳作。

 

成功导演金砖国家掠影摄影展

 

“金砖国家掠影摄影展”，由厦门市老年摄影协会具体承办，先后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市图书馆、文化宫五一广场、国际邮轮码头以及金尚、兴隆等社区巡回展出，已顺利展出了六场，目前仍有不少单位和社区在联络接洽中。这次展出的摄影作品有120幅，展示的是金砖五国有代表性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这些照片都是由厦门老年摄影协会的会员拍摄提供的，非常精彩，专业水准很高，广受关注和欢迎，有很好的社会反响。

说起这次摄影展，老年摄影协会会长朱清福这次更是总导演总策划的角色。这次摄影展是摄影协会成立三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今年年初，在摄影协会的年会上，会长朱清福配合今年的厦门大事件“金砖会晤”，结合协会的自身优势，提出了做这个影展的思路和想法，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和积极响应。网上发出征稿信息后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摄影协会就收到相关作品一千多幅，老同志都热情参与，踊跃投稿。

有了大量的参展投稿，整个展览就成了“有米之炊”，朱会长也就有更加充分的信心。但是，搞一场展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他一边组织人力整理筛选参展稿件，一边想办法布置展位。将一张张照片放大，制成展板，办摄影展需要费用，怎么办？朱会长一方面向老龄办、社科联汇报，寻求支持，一方面带头捐款，并带动大家共同捐款，协会副会长以上每人至少捐一千元，多者达三千元，最终解决了急需的费用问题。

参投稿件虽然有上千幅之多，但是涉及五个金砖国家的照片数量很不平衡，取材于中国、俄罗斯、印度这三个国家的稿件比较多，而南非、巴西两个国家的稿件偏少，照片质量也有所偏差。以金砖五国为主题的摄影展，五个国家的照片数量最好能保持均衡。为了征集到更多关于南非和巴西的摄影作品，朱会长发动摄影协会的老同志一起寻找发掘去过这两个国家的老年摄友，广泛搜罗相关照片。有的老同志对参展有所顾虑和犹疑，朱会长便亲自联络，说清楚这次办展的意义，打消老同志的顾虑，积极整理出满意的相关照片投稿参与。

最终，经过多方征寻，反复筛选，展出的这些摄影作品从不同角度精彩展示了金砖国家的美丽风光和风土人情，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协会的老摄影人对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殷切期盼之情，也是献给参加会晤的各国宾客的一份珍贵礼物。

父亲的快乐剪报□钟芳

父亲今年七十六岁了，每天还坚持读报剪报，用一把精致的小剪刀剪出一套科学养生经，将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健康快乐，充满了阳光与活力。

年轻时父亲就爱好看书读报，每当在报刊中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便一一抄下来留做学习资料。后来在走上文化工作岗位后，看到单位上的报纸被看完后全部当作垃圾卖掉了，觉得特别可惜，于是他便把报上的精彩的有用内容剪辑下来收藏，编成一本本剪报集。

剪报是一件既要动手又要动脑的事情，要做好并坚持下来不仅需要耐心细心，还要有毅力和恒心。2000年，父亲刚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时，本也想让自己好好享享清福，但剪报这个爱好一直割舍不下。于是他天天阅览各种报刊，遇到好的文章或精彩内容就剪辑下来，再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汇总，然后粘贴在剪报本上，并用钢笔在首页上写明文章名、作者、页数。父亲做这些总是很认真，常细心地用他那把精致的小剪刀，沿着报纸页面边缘裁剪整齐，然后修剪一次，再涂上胶水粘到剪报本上。当剪贴到兴致时，就是口渴了连水都顾不上喝，真是兴趣盎然，乐在其中。

父亲喜欢剪贴饮食常识、医疗保健等方面的知识。这样做，让他找到了健康之门的金钥匙。有一次，母亲多年的老胃病犯了，父亲就从剪报中查找解决问题的药方，如法炮制，果然迎刃而解。帮助家人防病治病，同时丰富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父亲那种快乐的心情真是美不可言。从这以后，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剪报变成了他最重要的工作，每天乐此不疲，有时在桌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快乐时光就这样在读书看报，剪贴收藏中慢慢远去。有时剪到一篇好文章，他就像拾到了一块宝贝似的，有说不出的开心。

每逢周末我都要挤出时间去看父亲，每次回去，他都坐在靠近窗口的桌前，在认真地剪报。桌子上摆满成堆的剪报和书，只要是反映养生保健、提高精神内涵、丰富视野、历练人生的内容他都视若珍宝，悉数且分门别类地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有时觉得累了，父亲就会按照剪报本上所介绍的养生保健知识去做保健运动，如：打打太极拳、做保健操、散散步、穴位按摩……这样坚持下来，父亲通年很少感冒，也没有其它大毛病，走起路来也腿脚利落，朝气蓬勃。

薄薄的剪贴本，随着内容的丰富也一天天地变得厚实。至今为止，父亲的剪贴本也有20 多本。其内容有人物传记、文学欣赏、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科学膳食、书画摄影等多种类型。

老有所好，老有所作，老有所乐。读报、剪报、收藏是父亲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让他从中增长了知识、愉悦了身心、收获了健康，也更让他的晚年退休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充实。

山里有个□黄勤

老家的深山里，有一个姨。

姨是婆婆的姐姐，其实不是亲姐，是打小和婆婆一起被卖到地主家做丫环，同命相怜，以姐妹相称。年轻时的姨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美人儿，人长得漂亮不说，性情又温柔贤淑，心灵手巧，擅做各种女红针线活。

如今的姨站在面前，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她当年俏丽的容貌，那张脸皱纹纵横，刻满风霜沧桑的印记，头发早已花白，微微佝偻着背，穿着最朴素的灰色大襟衫。姨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姨家日子过得清苦，至今仍住土坯房，子女都务农，孙儿在外打工，年老的姨还得挑粪下地种菜施肥，割稻子揽猪草。我常在心里疑惑：当年品貌出众的姨条件那么好，怎就没嫁个生活富裕些的好人家呢？

婆婆每次和大姑小姑们闹别扭时，大姑小姑就恼道：“您老就知足吧！住在城里，吃好穿好玩好，生病有人陪着上医院有人照顾，出入有子女派车接送，还嫌这嫌那的。看人家姨，姐妹不同命，这么把大年纪，不管寒冬还是大热天都要下地干活。” 姨善良慈祥，对外甥儿女、外甥媳妇关爱亲切，先生兄弟姐妹都很敬重和心疼姨，每次回老家都会给姨一点零花钱，可要是让婆婆知道了，婆婆不知怎的会不高兴，叨咕半天。其实我挺想向婆婆打听姨的故事，可婆婆对姨的态度让我大惑不解，有时难免以阴暗之心私下猜度：是不是姨年轻时品貌出众人缘好表现太出色，让生性要强的婆婆心生嫉妒排斥呢？

其实我与姨接触不多，我在城里，她在深山。婆家亲戚太多，我根本记不得几个，更理不清彼此亲戚关系，对姨也并无特别的关心在意。可有一次我回老家探望生病的父亲，无意在山路边遇见走亲戚的姨。姨关切地拉着我的手，满脸慈爱和心疼：“勤，你怎么啦？瘦成这样，脸色这么差？！”姨这一句话竟让我如见至亲般的委屈伤悲，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其时父亲病重好些时日，我日夜担忧牵挂，每周末风尘仆仆坐摩托回老家探望陪侍，风吹日晒，如何不消瘦呢？不知何故，那之后，姨在我心里便成了娘亲一般的长辈，成了我心中常常惦记挂念的亲人。

从县城搬到厦门，离山里的姨就更远了！有一年春节回乡，特意和先生去给姨拜年，姨喜出望外，拉住我的手嘘寒问暖，把我冰冷的手捂在她粗糙而又热乎乎的掌心里。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温暖的感觉，那是一种直透心底的温暖啊！姨忙着烧火做饭招待我们，我想陪她在灶间坐坐聊聊，帮她烧烧柴火，她却非赶我到堂屋去喝茶，还给我递上烧得热烘烘的火笼烤脚，说天冻，我身体弱，别把脚冻坏了。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悄悄地加厚红包的份量塞给姨，尽管知道给她多少钱，她可能也不舍得花。临走，姨非要抓一只她自己养的大公鸡让我们带走，我以路途远不便携带为由，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如今土生土长的鸡越来越少，一只大公鸡年前一两百块都买不到，这么一只羽毛金黄油亮的大公鸡姨得养上一年呀！

一晃，又两年春节未回老家乡下，未见到山里的姨了。姨，您老人家还好吗？姨，您一定要好好的，等我有空了，一定回来看您哦！

南极星光———优秀科学家杨绪林南极越冬纪事□邹家梅

二十年前，杨绪林，还是设在厦门的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的副研究员，1997年11月15日，他曾随中国第十四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起程，经太平洋、南太洋，冰区，西风带浮冰区，行程一万多海里，历时两个多月，于1998年1月21日，抵达南极中山站执行科研任务。1998年2月26日，作为越冬队员，杨绪林送别返航的“雪龙”号，与18位同伴一起，度过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南极越冬生活。

 

送别度夏队员

 

杨绪林在此之前，曾三次赴南极考察，但在南极越冬还是第一次，1998年2月26日，刚过完春节不几天，他和留下的另18名越冬队员在中山站送别度夏队员离站。在振兴码头等候着从“雪龙”号开来的小艇那一阵子，是他一生中最感沉闷的时候，码头上静得有些难熬。上船的对留下的说“平安越冬”，又握了几遍手，搜肠刮肚的，似乎再也没有语言可以安慰留下来的人。而留下来的，也心沉沉的，眼泪开始往下流。半空中贼鸥“嘎嘎”的叫声越发映衬出气氛的沉重。

“雪龙”号下次再来到中山站，得10个月以后，杨绪林和同伴，将要在中山站，在这个地球最寒冷的南极世界里度过一年半时间。500多天，包括两个元旦，两个春节，中间夹着一个“五一”，一个“十一”。

小艇到了，靠岸。人群骚动起来，一个越冬队员突然请示站长吴依林，可不可以吻一下离站的某电视台的女记者。一阵哄笑，大家僵直的脸部肌肉自然多了。接下来就是站医绳厚福拉着上了船过的队友的手嘻嘻哈哈地高喊“再见”。没留神艇离了岸，等到发觉自己的“劈叉”，已经没法收腿，“扑通”一声落水。

送走转运度夏队员的小艇，回来的路上谁都不想说话，原先120多人的考察队伍，剩下他们19位队员，可容纳60人的餐厅，一下子空了许多，好像散了戏的剧院，队员们的心也空落落的。厨师根据离站人数少做了饭菜，这一晚饭仍剩得很多，几乎没人有碰过晚饭。

一连七天，队员们不但没有食欲，连话都不愿讲，心里非常的难受，直到一周过后，低落的情绪才开始慢慢恢复。

 

南极越冬，

处处都充满危险

 

在南极越冬，杨绪林感受最深的是，每一处都充满着危险。它不像国内的冬天，零下20度的气温都不常见，而南极大陆，气温在零下40多度的时间相当长，风速每秒达到53米，比12级台风还大，一张纸片，一眨眼就飞出50多米远，要是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

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早得大大超出以往的气象记载。2月2日，第一场大雪下过之后，中山站就一改往日的面目，灰黄色的地面和不少设在雪里的设施如管道系统，就得10个月后才可以再见。从这时起，将有200多天与世隔绝，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样情况，火灾也好，地震也好，出现伤亡也好，中山站都无法获得外界的援助。

4月初，中山站的气温开始下降，加上中山站靠海，大风一吹，雪就在两栋房子中间堆积起五六米厚，队员出门就得爬雪坡。迎风的门得封，背风的门，每遇狂风大作，三天两头就被雪堵得严严实实，把杨绪林和队员们困在集装箱制成的房子里。早上起来，都得挂电话叫住在另一栋房里的人过来用锹挖。挖来挖去，雪越积越厚，形成和屋顶齐平的雪障，门在雪坑里，像个地窖口，人只好从窖口爬出来。要是所有的房子都被雪堵住，生命便有危险。

杨绪林清楚地记得，在越冬期间，站里也出现了好几次险情，第一次是4月26日，负责气象观测的一名队员，早上走到气象所，刚拉开门，就嗅着味不对，这位队员冲进操作室，满屋浓烟呛人，屋角明火摇曳，幸而及时发现，不然整栋楼里的设备都有可能化为灰烬。

在19名越冬队员中，杨绪林是唯一一位南方人。出生在厦门的他，很少见过下雪。在南极越冬期间，他才体会到“滴水成冰”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看着生铁管里流出的一滴水要往下掉，但一眨眼间，水滴还来不及离开管口，就被凝固成冰块。怪不得站长一再强调，手纸不准丢进大便器，茶叶不准倒进水池。如果造成一次管道堵塞，全站的队员得冒着严寒挖开积雪一截截地查找，疏通管道系统。如疏通不利，低温很快就将全站的下水系统冻死。而中山站的管道循环系统不仅提供生活用水，还保证着发电机的冷却。发电机不工作，等于人的心脏停止跳动，那是最危险的事情。

尽管全站人员都加倍小心，但仍发生了停电事故。进入4月下旬，中山站的气温已降到零下41度，能在零下35度使用的35号柴油都冻得结蜡。一天，大油缸通往发电厂的200米输油管里的油被低温冻结，造成发电机无法运转。好几栋房子都停止了运作功能，不但没有生活用水，整栋房子没有一点暖气，犹如冰库一般。全站队员赶紧挖开积雪，烧来开水，把油管烫热，历时8个小时的奋战，才使油管恢复正常输油。

一次意外的遭遇，也使杨绪林感到南极的危险。这天，杨绪林与一位队员合骑一辆摩托车到海面检测冰山迁移情况，因积雪被风吹得高低不平，路上又经常出现裂缝，一路颠簸，在距站区6公里的冰面上突然熄火。两人修了一个多小时，车子依然不动，随身带的对讲机又没电，无法向站里求援，两人只好步行返回。所幸当时的气温已达到了冬季时最高的温度，加上天气晴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杨绪林在南极考察的主要任务是调试由海洋三所研制的污水处理设备，并承担科研项目“气溶胶”样品采集工作，因此要常在风雪天气中外出。一天，风力高达12级，杨绪林担心污水处理设备被刮坏，与一位队员出去查看。当时能见度很低，十几米开外就看不清楚，为了防止被风刮跑，两人只好用绳子牵着，背逆着风行走，踩在冰面上，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在南极越冬，也让杨绪林真正体会到了寒冷的滋味。有一次，大风刮断了一根天线，杨绪林爬到梯子上，想把天线接起来，可带着棉手套的手变得极不灵活，无论怎么样都拿不住天线的接头，他干脆把手套脱掉。然而，当他刚抓着二根接线，手就无法松开。开初他还以为天线有电流，用力一拉，发现手竟然粘在了铁线上，皮都被拉脱了一块。但他还是坚持把天线接起来。10多分钟后，爬下梯子，不但手关节肿得通红，还无法伸直，回到屋里用热水整整泡了一个多小时，才恢复一点知觉，然后就是钻心的疼痛。

 

“旁听”别人的通话，

成了排遣寂寞的方式

 

在南极，收不到电视，也看不上报纸，每一天下午收听半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几乎成了他们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当杨绪林从广播中得知国内遭受特大洪灾，赶紧挂电话给单位，要所里帮捐款。不久，越冬队员也开始组织捐款活动。杨绪林又捐出了200元，站领导都说：“老杨，你向单位捐过了，没必要再捐了。”

“我是党员嘛，该多捐点。”说得站长也无话。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队员们每天下午还可以通过北京转接的微波线路打长途电话。

中山站使用的是单边带话机，按着钮讲话，松开钮听扬声器里对方说话。这种通话方式吸引了许多不通话的人到报房来“旁听”。听别人和家里通话，也就成了他们排遣寂寞的一种新方式，也是他们接受外界信息的另一种途径。家务事比政治还公开透明，跟老婆或正在谈恋爱的女友打电话，周围坐着一帮爷儿们，一个个竖起耳朵一本正经地听，认真劲儿不亚于当时国内人看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

曾有过一次家事“过于公开”的事例：有个队员春节和妻子通话，妻子关心丈夫身体情况，丈夫说：“我挺好的，体重都81公斤了。”妻子惊叫：“呦，你想压死我了呀。”使得全站的人都一阵哄笑起来。

杨绪林是站上唯一一位讲闽南方言的人，每当他用方言与妻子通话时，旁听的队员都意见纷纷，抢过按钮大声地说：“嫂子，请讲国语。”杨绪林和妻子都理解队友们的心境，很快就改用普通话。

这年春节，杨绪林约好晚上8点挂电话回家，但通话时间只有下午4点到6点的两个小时，19名队员个个都早早地在报房排队等候，想通过电话给远在祖国的亲人报一声平安。杨绪林见队友们久久不愿意放下话筒，心想自己是位老队员，已不是第一次来南极，就把通话机会让给了队友们。自己站在一旁，从队友与家人通话中感受新年的气息。那天晚上，妻子和女儿一直等到凌晨4点多都无法入睡，以为老杨出了什么事情，直到大年初一，接到杨绪林挂来的电话，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度过难熬的56个极夜

 

在南极最难熬的是极夜，从4月底开始，白天只有一两个小时才能见到些许微光，转眼又黑透了。

原先，越冬队员还可以和附近俄罗斯进步二站及澳大利亚戴维斯站的队员来往，日子似乎还有一点生气。进入4月底，中山站就开始进入长达56天的极夜生活。也就是说，杨绪林和另18名越冬队员，要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山站度过56个没有白天的日子，除了去观察站进行正常的工作外，几乎无法外出。杨绪林和队员们被严寒和黑暗逼迫得只剩下房子里这有限的空间，人的生活规律将完全失去常态。开初，杨绪林和队员们的心里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和孤独，接下来就是烦，那是身在国内无法想象的烦，烦得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

每遇不值班或不观察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往有光亮有人声的地方走。饭后，队员没事也在餐厅集体闲坐着，寻找各种话题或笑料。但时日一久，该讲的差不多都讲完了，最终还是长夜无言，相对枯坐。面对恶劣的天气，加上极夜打乱了人们的生物钟，难耐的寂寞和孤独无助的感觉，困扰着越冬队员。

不久，有几名队员身体开始感到不适，出现早搏。队员们的心里有了一丝紧张。

进入7月初的一天，极夜依然没有结束。下午3点多，离中山站不远的俄罗期进步二站挂来电话告急，说他们的一位副站长出现异常。当中山站的队员赶到俄罗斯进步二站时，副站长已撒手人寰。这是一位非常好的站长，经常来中山站帮助越冬队员解决一些困难，朝夕相处几个月，就这样离去了。

从进步二站回来，队员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心头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杨绪林和站长都感到事情不妙，站里五位党员开始坐在一起商议，一致认为要让队员们想方设法找事干，尽量淡化极夜带来的不良影响，让队员们减轻一些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于是，站里开始组织各种讲座，开设英语学习班，举办多种比赛，一直持续到9月。

在南极冰川，杨绪林也经历过一份狂喜。7月底的一天，站区里响起急促的钟声伴着各栋房子里的电话铃声，杨绪林还以为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赶紧全副武装起来。后来接通电话，才知站区出现极光。沉睡了56天的中山站，一时沸腾起来，全站队员一齐爬上山丘，只见一个火红的太阳从远处升起，向着雪地里19个小小的人影倾注着亲切的抚慰。19名队员激动得齐声高呼：“太阳……”有的队员抓起一大把雪块向远处投掷。杨绪林说，除了大年三十那天，接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代表江泽民主席向南极考察队员挂来问好的电话时，有过那么激动外，这是在南极最为激动的时刻了。但不到一个小时，一切又复归黑暗。

8月中旬以后，白天微光才逐渐强化成不折不扣的阳光，蛰伏过极夜的杨绪林和他的队友们，体内躁动着候鸟奋飞的欲望。

 

结束越冬生活，

撤离南极

 

9月底，越冬队员终于接到国家极地办的传真，要求越冬队员探查冰情，为即将到来的15次考察队从船上卸运大型设备找到安全道路。得知中国15次考察队从上海出发的消息时，杨绪林和队友们的心也开始放晴。

1998年12月4日，中山站终于和“雪龙”号打通了高频电话，“雪龙”号已冲过了西风带，接近南极洲的陆缘冰。七八个人闻讯登上了气象山，拿起望远镜在布满冰山的海水里寻找。

过了两天，“雪龙”号考察船远远出现在海面上。在与外界基本隔绝状态下生活了近300天的越冬队员们，早早跑到山头上，期待着与祖国亲人见，当时，已经49岁的杨绪林说，在自己近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中，与亲人朋友重逢不知其数，但从没有像这次一样，亲切、激动、令人难以忘怀。

1998年12月，中山站又季节性喧闹起来。14次考察队继续值班，为15次考察队冰上卸货赢得了足够时间后，陆续进行工作交接。

1999年2月，19名越冬队员徒步撤离中山站，历经三天的行李搬运，撤上了“雪龙号，踏上了返航的行程。

回忆南极越冬期间所经历的500多个日日夜夜，杨绪林说，尽管艰苦，但却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南极精神，体会到什么是人生境界。在南极，队员丝毫没有考虑什么个人利害得失，更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然而，为了南极事业，个个都甘愿吃苦。杨绪林说，在南极建站，我们的工作不是代表一个人，也不是代表厦门，而是代表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杨绪林和他的队友们犹如南极暗夜中的星辰，为祖国发着光，发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