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笔者如约拜访了军委空军原顾问（大军区副职）杨思禄老将军。95高龄的老将军依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举手投足间处处显露出当年驰骋疆场、搏击长空的骁将风采。

永不掉队

杨思禄，1917年生，江西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了儿童团，不久又秘密地加人了共青团。1933年在母亲和伯父的支持下，杨思禄和大哥、二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当年他才16岁，被分在少共国际师。入伍不久，三兄弟都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大哥在那次战斗中负伤离开了部队。杨老回忆道，1934年夏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续打了几仗后，撤到于都县和兴国县交界处休整。当时我很想家，想念母亲，便设法捎信给母亲。母亲早年守寡，我最小，她最不放心的就是我。母亲接信后赶到部队，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大哥现在家养伤，就你和二哥当红军了。孩儿，你要争气，别贪玩贪睡，要好好干，一定要跟着党走，千万别掉队啊！”妈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和亲切的嘱咐，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老将军说，红军长征进人四川，在攻打永宁县的激战中，他忽然觉得左脚被重重一击，疼得跌倒在地。抬腿一看，脚跟血肉模糊，血流不止，幸好没伤着骨头。部队领导把他安顿在老乡家养伤，临走给老乡两斤烟土算是“报酬”，给他留一斤做“盘缠”。他当时真不愿意离开部队，可又不能因为自己影响部队的行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部队开拔了。他躺在老乡的竹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老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心里空荡荡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杨思禄忽然听到隔壁有人在嘀咕。老乡的竹屋不隔音，他贴近墙一听，不由得心惊肉跳。原来是一个民团正在逼老乡，要把他那一斤烟土骗到手后，把他绑了送官府领赏。杨思禄心里紧张，但很镇静。他拿定主意，决不能躺着等死。杨思禄急中生智，假装肚子痛急着上厕所。走到隔壁大声说：“老乡，我到茅厕方便方便，有点大烟在床上，你们帮着看好。”那几个人听说烟土放在床上，又见他什么也没带，也就没有说什么，让他出去了。杨思禄出了门，就朝着部队远去的方向一瘸一拐地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追赶上部队，不能离开红军、离开党！

杨思禄在追赶部队的日子里，吃尽千辛万苦。受伤的脚一挨地犹如万箭钻心，一步一个血脚印，浑身出冷汗，两眼直冒金星。几天后，枪伤感染化脓，行走更是艰难。一路野菜苦果充饥，晚上露宿荒郊野岭，还要躲避白匪和民团的追捕。他就这样顽强地坚持着，咬着牙走了十几天。后来，遇到一位也是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马仁辉（建国后曾任民航局局长），两人便互相搀扶，互相激励，继续沿着大部队的脚迹追赶着。大约赶了一个多月，杨思禄的脚伤渐渐好了，走路利索了，终于追上了部队。回到党的怀抱，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路上的痛苦和委屈，顿时烟消云散。

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过雪山时，杨思禄和二哥思福见过一面。二哥体质极度虚弱，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听说他在进人草地前为部队筹粮时牺牲了。草地气候变化无常，环境极其恶劣。一天宿营，杨思禄枕着树干睡着了，半夜下起倾盆大雨，他竟浑然不知。早晨醒来，才发现全身泡在水里，浑身无力，怎么也爬不起来。部队不知何时走了，他心里一急，两眼发黑，顿时又失去知觉。回忆起这段永远难忘的经历，杨老将军说，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有了点知觉，在恍惚中感到有个人影在晃动，睁眼一看，原来有位也是掉队的战友正在解我的粮袋，他以为我死了。求生的本能使我紧紧地按住粮袋，他见我还有口气，就想把我扶起来。由于极度虚弱，无论战友怎样努力，我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很快我又昏睡了过去。当我再度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那位不知名的战友仍坐在身边。我感激地看着他，鼓足了勇气，在战友的帮助下终于站了起来。我们分吃了一点干粮，用枪拄着，挣扎着向前走，又开始了追赶部队的征程。几天后，我们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思禄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但江西老区的往事，长征路上两次追赶队伍的经历，却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永远紧跟党，永不掉队，成了他终生追求的革命信念。

“外行”变“内行”

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杨思禄所在的八路军115师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平型关大捷时，杨思禄任代理连长。1937年底他进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参加了“冀东大暴动”，并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他先后任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冀东军区特务营营长、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长，指挥过大小数百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并曾被冀热辽军区授予“坚持中坚”奖章。

    日本投降后，杨思禄奉命率部向热河中部挺进，先后任25旅旅长、华北军区直属教导3师师长，参加了平津战役。1950年4月，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任二野直属教导2师师长。不久，二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找杨思禄谈话，传达组织决定：根据毛主席“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指示精神，调他参加组建空军。老将军回忆说，当时感到很突然，自己文化低，怕干不了，心里甚为不安。但想到组织既然决定了，他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杨思禄到空军报到后，任第五航校参谋长。开始，他凭着热情和健壮的身体，拚命地工作。但他感到在飞行技术管理上，自己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工作起来很吃力，要真正带好部队，必须变“外行”为“内行”。于是，他萌生了一定要学会飞行的强烈愿望。

    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作战初期，我人民空军正缺大批有实战经验的空中指挥员，尤其是高中层的飞行指挥干部。在干部体检时，杨思禄的身体符合飞行条件，当他正式向校党委提出学习飞行的要求时，有了不少阻力。有人说，连小学校门都没进过，怎么能学会飞行？还有人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就连当时的苏联顾问也劝阻他。但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司令员批准了他的请求，航校专门为他指派了一架雅克—18型飞机，由苏联教官教他。

    杨思禄没有想到，真正学起飞行来，远比预想的要难得多。他13岁参加革命，仅有的一点文化也是在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的空隙中学到的。如今30多岁了，还得从头学习数、理、化，这真比登天还难啊！白天，除与其他学员一起上课、学习外，还得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复习；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要加班加点补课、复习，有时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背几何、代数的公式。就这样，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他终于结束了飞行理论课，过了文化理论关。接下来，他又学习飞行驾驶技术。尽管这一关更艰难，但他凭着自己对事业的执著和顽强的毅力，终于攻克了一个个难关。1952年夏天，他终于迎来了放单飞的日子。成功试飞的那一刻，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让杨思禄激动不已。

    飞行速成训练结束后，1952年6月杨思禄接到调任航空兵第19师师长的命令。他带领这支新组建的部队，保卫着祖国的领空，更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空军师级指挥员，学会飞行是多么的重要。1953年1月，杨思禄调任十一航校校长。在十一航校的岁月里，他为空军部队培养输送了500多名飞行员，再一次显示了他优秀的指挥和管理才能。此后，杨思禄先后任空六军副军长、空三军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军委空军顾问。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军衔。

杨思禄在空军任职30多年，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为保卫祖国领空作出了贡献。杨老将军回忆说：“1961年我任空三军军长，那时美蒋侦察飞机常常夜间窜到我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进行低空侦察。为了严厉打击美蒋的这种挑衅行为，在军委的正确指挥下，我空军联合高炮部队于1961年11月6日晚，在大连城子疃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P—2V型低空夜间侦察机一架，击毙敌中校以下军官13人。自此后，敌机再未敢轻举妄动。”杨老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人民空军和国防力量的强大，台湾国民党空军驾驶员有多起弃暗投明，驾机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1981年8月和1983年4月，他就亲自主持了欢迎原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国民党陆军航空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机起义归来的大会，给他们颁发人民空军军装。

晚霞更灿烂

1987年，杨思禄将军离休了。离休后的老将军，仍然坚持看书学习，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人民军队的建设。在总政老干部服务处，他担任了老干部党支部委员，对份内工作积极认真，对其他同志尊重、支持。他乐观愉悦，过着十分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然后到户外散步1小时；早餐后打球（刚离休时打乒乓球，后来改为打台球）、看报纸；午餐后，睡上一觉，下午去游泳，每天游一千米。晚上从不熬夜，小衣物坚持自己洗，天天如此。

此外，他积极参加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文津街俱乐部、总政老干部服务处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2001年7月，荣获《求是》杂志社建党80周年“党的知识大赛”荣誉奖；同年8月，他送去参展《共和国百名老将军世纪书画大展》的5幅书法作品，均被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珍藏。

杨老将军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宋静波也是离休老干部，是老将军夫人合唱舞蹈队的骨干。凡重大节日，服务处召开联欢会，老两口双双上台表演节目。他们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每逢节假日，全家人欢聚在一起，老两口尽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