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地下斗争
阅览： 日期：2009-12-30
虎 口 脱 险 挺 进 厦 门
在厦门沦陷的七年里，中共闽中地下党组织转移到农村，城市基本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中共福建(闽浙赣)省委决定要在厦门等地恢复重建党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按照这一指示，于1945年9月，中共闽中特委派许集美、施能鹤、郑种植到厦门开展工作。他们准备从海澄乘船到厦门。到海澄后，他们与共产党员黄竹禄、朱义斌和我相遇，我们是因“科任事件”被追捕被迫转移到海澄的。那么什么是“科任事件”呢？
抗战胜利前夕，我们闽中地下党的一个游击支队，由闽中地下党副书记蔡文焕带队，坐了一条船，准备从晋江的科任登陆。登陆以后，不幸被敌人发现了，全部的人和枪都落入敌人手中，副书记蔡文焕被捕后被国民党杀害，他所带的文件被国民党拿去了。更糟糕的是那些文件中，有当时在长乐建立游击队时的人员名单。名单中有我、施能鹤、朱义斌等十几个人。国民党拿到名单后就按名单抓人。他们来到我的家乡安海。那时，我不在安海，而是在南安，公开身份是教师，党交给我的任务是为新四军南下打点。要抓我们的敌人是当时国民党晋江县警察局督察长，他叫林志高。他拿着名单一个一个盘问：“这人是谁？在哪里？那人是谁？干什么的？……当问到我的名字时，当时在场的安海三青团区队副林菊村，是我们地下党打进去的。他马上回答说：“这个人肯定不是共产党。你看这个人(指我)年龄不到20岁，人又很文静，不善于交际，怎么会是共产党呢？”随后，他马上叫他的爱人通知地下党，我们地下党就派人连夜赶到南安，通知黄竹禄(闽中地下党在南安的负责人)和我，当晚我们就跑了。我和黄竹禄一起跑到永安等地，然后转到海澄。在海澄遇到了要去厦门开展地下党工作的许集美、郑种植、施能鹤三人。他们三人来厦门之前是“挺进队”的队员，负责打通闽中地下党和闽南地下党之间的秘密联络路线。他们从安溪来到海澄，这次要挺进厦门了。许集美等人从没来过厦门，人地生疏，只有我熟悉，因为我姊姊家就住在鼓浪屿，所以就邀我一起去。
到厦门后，我先找立足点，安顿好后，立刻找到过去曾和我在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同志。一个是林文慈，原来和我一起教书；一个是蓝守仁，是我的老师，曾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和他们联系上了以后，就在曾厝安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重建组织 发展壮大
第一批来厦门的三人是施能鹤、郑种植和我。当时我们没有坐普通的客船走正规的航道，而是从浯屿乘小船绕道进厦门，因为那时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日本兵还没有撤退，很不安全。我们到厦门联系上林文慈和蓝守仁，在曾厝安安顿下来后，开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首先到侨师等学校联络了一批进步青年，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侨师党支部，同时建立了曾厝安党的工作据点。集美各校从内地迁回集美后，党员有21人，于是就成立了中共集美学校工委。之后，党的活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郑种植与地下党员吴学诚(厦门《中央日报社》副刊编辑)、胡冰(《星光日报社》资料室主任)夫妇接上了关系，通过他们俩原有的工作基础，联系知识界人士，并联络了一大批青年和工农积极分子。还邀请中央日报社、星光日报社的革命知识分子举办时事讲座，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内战阴谋。与此同时，我们分别创办了码头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妇女夜校，使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沿海岛屿和市郊农村，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有集美学校工委、侨师支部，党员几十人。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工作，恢复党的核心组织的条件己成熟。经中共闽中特委批准，于1946年4月建立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书记许集美，委员郑种植、施能鹤，中共闽中厦门工委的机关所在地设在励志路1号妙法林斋堂。
中共闽中厦门工委建立后，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严密、情况复杂的艰难环境下开展工作，坚持了地下革命斗争。我们同城工部、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共同配合，开展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等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8年10月，闽中厦门工委书记刘双恩(著名领港员)接受上级党委的重要任务，他同集美航海学校的校长刘崇基带领二十多名党员师生到香港地下党掌握的华厦公司船队工作，打通了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的航道，为解放区转运物资，接送革命干部。解放前夕，接送陈嘉庚、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我们还在党员、进步民主人士中捐款、捐物，募捐了一批现款、金银首饰、药品等，支援游击队，帮助泉州中心县委建立无线电台。
白色恐怖加剧 坚持革命斗争
厦门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福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中心城市，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特务的恐怖活动大大加剧。中共闽中厦门工委坚决贯彻省委关于城市工作既要依靠工人阶级，努力向学校发展，又要向农村散开的方针。教育党员要保持高度警惕，防备敌特破坏，派出党员干部到郊区，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深入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1949年1月，我在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任常委，书记是郑秀宝(施能鹤的爱人)，组织委员梁明富，宣传委员庄建国，妇女委员陈篱香。我分工负责调查研究和指导侨师与小教的工作。我们通过活动，不断扩大了积极分子队伍，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组建了侨师党总支，输送了三批地下党员、革命青年、学生到游击区。记得在1949年3月，厦门实验小学的校舍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了，师生们被迫到古庙和中山公园临时搭盖的简易木板房里上课，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怒。我同学校师生、家长一起研究怎样到市政府去抗议、请愿、游行，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官员展开了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9年2月，因叛徒出卖，共产党员吴学诚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杀害。面对敌特的猖獗活动，中共闽中厦门工委坚决贯彻中央对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们的行动更为隐蔽、分散。一部分党员干部撤到郊区、岛外，在禾山建立秘密据点，并建立厦泉交通站。一部分党员干部仍留在市区，坚持地下革命斗争。
精心策反 智取情报
厦门解放前夕，我们对国民党官兵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开展了统战和策反工作。当时负责调查研究工作的我，联系了一些上层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如侨务部门负责人许新民、当时的思明区区长、以及开明资本家等，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就这样，我们发动党内外同志利用各种关系，争取了一批原国民党军政要员，站到人民方面。记得当时有一位国民党军官，他叫杨其精，他和我们地下党有联系。当时，国民党22兵团司令李良荣兼任厦门警备司令部司令，他曾多次邀请杨其精回22兵团任职。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了这一信息，就决定让许祖义去做工作，争取杨其精，让他利用这个机会重返国民党兵团。杨其精听了许祖义的话，就重返22兵团任教导营上校付主任。杨其精就利用兵团司令李良荣的名义和信任，经常以检查防御工事为名，乘吉普车从厦门岛内到国民党的前沿阵地，观察了解火力配备以及兵力部署等第一手资料。当时，为了制作图文资料，杨其精与另一位与我们有关系的厦门警备区司令部参谋张幼铣一起，由杨其精口述，张幼铣画图，就这样，他们一起绘制了一套国民党军队在厦门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备和各师的人数、各级指挥员姓名的图表以及说明资料，交给我们。由闽中厦门工委派人交泉州团队，转送到解放军十兵团。这对厦门的解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受到兵团首长的表扬。
解放前夕，闽中地下党在极其艰苦的白色恐怖下，不惜牺牲个人性命，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官兵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这其中有：原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梦飞、原国民党22兵团上校退役团长许祖义、教导营上校副主任杨其精、少校陈维廉、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幼铣、国民党325师副师长陈言廉等。通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海澄县警察局长赖谨贤带领所属乡镇120多名干警携枪120多支起义，原厦港警察10多人也携带武器起义。原国民党厦门市政府秘书主任郑静安，在我们的工作下，他不但心悦诚服，还将国民党市政府的档案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我们的接管人员。
培训党员骨干 支援解放厦门
1949年5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召开第四次干部会议，我和郑秀宝等参加了会议。记得在这次会上提出：根据当时形势发展，要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壮大党组织，壮大游击队伍，还要准备好一批干部，为解放军南下做好支前、接管等工作。会后，建立了泉州中心县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任命我为书记，郑秀宝、周乔林为委员。城市工委成立后，组建了厦门、泉州、石狮、安海、泉州郊区、安海郊区六个区工委，隶属城市工委领导。6月，派周乔林到厦门，负责重组厦门工委，杨梦周任书记。城市工委成立后，举办了三期新党员培训班，学习党的知识和时事政策。当年7月，解放大军日益接近，闽中地委指示，要准备好一批干部，以便解放后配合接管城市。经上级党委决定，由我负责举办一期干部入城训练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怎样做好支前工作，保护好工厂、农村、学校、重要设备以及入城接管等事谊。
从1945年9月到厦门解放，中共闽中厦门工委先后发展党员300多人，建立5个党总支，21个党支部，12个革命据点。从1947年到厦门解放前夕，中共闽中厦门工委先后输送了200多名党员、革命青年、革命学生到游击区去，支援内地游击战争。中共闽中厦门工委还大量翻印、散发解放军的布告《约法八章》和自己编写的《告厦门人民书》，在码头、车站、戏院等公共场所广为张贴。还通过邮局，寄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稳定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和工商界人士、为解放军顺利接管厦门营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解放前夕，广大党员干部、革命积极分子以极大的热情在岛内外开展护厂、护校活动。侨师党总支把农民夜校学员组织起来，日夜巡逻，保卫附近的自来水库，不让敌人破坏。我们通过对厦港警察分局的策反，组成了一支有10多名武装人员参加的“厦港挺进队”，保卫厦门港电厂。在郊区，动员组织群众抢修公路、桥梁。在岛外开展筹粮草、筹船等工作，迎接解放大军解放厦门。在南下大军即将解放厦门时，闽中厦门工委动员组织了180多名船工和106艘民船，支援解放军渡海作战。船工张锦娘一家五口(含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在渡海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9年9月，泉州解放，我分配在泉州军菅会文教部工作。不久，晋江地委决定调我到厦门工作。厦门市委组织部分配我到厦门市军菅会青年工作队(团市委前身)任组长，不久，任命我为青年工作队队长。我们在同安进行了短暂的集训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