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在宁乡县档案馆和刘少奇纪念馆，查阅到刘少奇与王光美1961年5月回到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深入调查研究时留下的档案史料。通过这些珍贵的史料，我们发现一代伟人刘少奇，在治理和管理国家事务特别是在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时，十分注重倾听基层意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是一位身体力行和独具卓见的导师。今天，回顾他老人家特邀农民“秘书”坚持深入调研的论述及实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鞭策。

            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准备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

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的老农。他对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提名，并把刘少奇提出的条件具体化：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国家主席“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遴选经过。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电报后更是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在北京站下了车，四人自动排成行，且虎虎有生气。以致引起街头行人的注目，以为是少林寺的武术师来北京观光！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这里却不对外营业。须经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接待人员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袋兜里抠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

刚刚洗涮完毕，就有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几位现在就去中南海。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大家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份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四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几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四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四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在房子里神聊了一通宵。

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误，刘少奇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虽然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田地少，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他想离此不远的双狮岭地下有煤炭，如果乡里组织一点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几位“秘书”直接面呈给少奇同志。

信写好了，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件。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要他亲手交给刘少奇。不久，成敬常从北京带回刘少奇同志给他的信：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已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自此后，王升平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再也没有收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五风”，一边自己又加入刮“五风”的行列。在良田中挖鱼池，在花明楼的坡上挖树平山砌凉亭，都是王升平下令乡亲们干的。不久，上级派来整风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撤销了他的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检讨。王升平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

这天，吃过早饭，王升平又提着篓子出去，忽然乡干部领着一位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王升平见了，心里吓的咚咚直跳，难道要抓去坐牢？但他口气却挺硬，说：“我已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乡干部说，是刘主席回来了，要找你谈话。王升平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往炭子冲走去。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却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向刘少奇深深一鞠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刘少奇沉吟片刻，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下令把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又不养鱼。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啰！”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你作为大队支书，群众日子不好过，人难道没有责任吗?”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此后，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

农民“秘书”的信被扣压，刘少奇提出要“通信自由”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到家的第二天，他就打听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几位农民“秘书”。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寄给刘少奇。头几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秘书”呢?

1958年，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懒，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

王光美给他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当场喝下去，就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刘少奇一边安慰他的同时，也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

5月8日，刘少奇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乱，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农民“秘书”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农民“秘书”也都谢世。但一代伟人刘少奇心系国计民生，邀请农民“秘书”坚持深入调研，倾听基层意见，关心基层干部群众的领袖风范，已经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篇章，他与农民“秘书”息息相通的佳话与同他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