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夕，记者慕名拜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部长马国惠将军。马国惠将军参加了我国45次核试验的43次；我国进行最后10次地下核试验时，马国惠先后担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即现场副指挥长、指挥长，他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慕名来到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的朝阳区南沙滩辰芳园总装备部干休所，只见三幢20多层的高楼，好似三支蓄势待发的火箭直插云霄。走进宽畅明亮的客厅，眼前的马国惠将军虽已年近古稀，但红光满面，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举手投足处处显露当年征战沙场的雄姿。马将军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他奋战戈壁滩30多年的艰苦岁月。

风华青年投身国防

1960年7月，马国惠于哈尔滨第14中学毕业，抱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一腔热血，被学校保送至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他分配在哈军工新设立的原子工程系，经过5年的正规化军事教育、训练和本科学习，获得了比较坚实的原子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军政素质、综合科研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

1965年从“哈军工”毕业后，马国惠来到祖国大西北——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从事核试验任务。从此，马国惠与核试验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核试验基地在罗布泊筹建时，当初那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戈壁滩。然而，戈壁滩上却生长着既特别耐旱而尤为漂亮的马兰花。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也爱上了这美丽的马兰花。为鼓舞士气，张老将军给试验基地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马兰”。

   1965年9月，马国惠所在班的12名同学从北京坐闷罐车来到新疆土鲁蕃大河沿车站，转乘军用大卡车，240公里“搓板”路走了一整天，他们这些还没有沐雨经风的青年学生，都被颠得不能动弹了。

    核试验基地初创时，条件十分艰苦。科研人员、施工和后勤保障部队数万人住的全是帐蓬。一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帐蓬连成一片。一片一片的“帐蓬村”错落有致、星罗棋布，戈壁滩俨然成了一个“帐蓬城”。

住帐蓬真能考验人。夏天，大漠上的地表温度达60~70度，帐蓬里的温度也有40多度，干热烤人，很多人嘴上都起皮，有的鼻孔还流血。冬天，室外温度都在零下，晚上可达零下20多度。冬天住的都是棉帐蓬，再要生上火炉子。上半夜还不觉得冷，下半夜炉火熄灭了，睡着了常常被冻醒。那时都睡行军床，大家都把皮大衣垫在身子下面，把棉衣、绒衣全盖在身上。为了御寒，有的同志戴着狗皮帽子睡觉。戈壁滩上时常刮大风，有时能把帐蓬刮倒，为此，晚上睡觉时，有的同志就干脆用背包带连床带被褥都捆在身上。

核试验基地的所有人员，从将军到士兵吃的主副食都是从内地运过去的。戈壁滩上新鲜的食物不好保存，所以，他们能吃到的蔬菜很少，主要是罐头食品，副食有黄豆、海带、粉条、压缩干菜。鸡蛋也很少吃到，有时一箱鸡蛋运到基地，已破了一大半，一般吃鸡蛋粉和各种罐头。住在分散点上的人员，有时10天、半个月运来一次冻猪肉、冻牛羊肉，后勤的同志生怕肉坏了就得马上吃，食堂就改善一次伙食，猪肉、牛羊肉让大家吃个够。

在戈壁滩上，最宝贵的还是“水”。同志们喝的水，是从上百公里外的孔雀河里拉来的。为此，基地专门修建了两个大水池子贮藏水。就是这样的水，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就一盆水，早晨洗脸刷牙，晚上洗脚，然后将水就地倒在空气极为干燥的帐蓬里，很快就蒸发了。

首次涉足核试验

马国惠回忆说：“我于1966年3月正式进驻马兰核试验基地。在此之前，我国已经进行了2次核试验。我和同志们立即投入了第3次核试验的紧张准备工作，这一阶段的核试验都是进行的地上空爆试验。核试验的地区称为‘场区’，离生活区有200多公里。每次核试验启动时，与核试验有关的科研人员、后勤保障人员，都要进驻‘场区’。”

核试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项很敏感的科学试验，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地理等多个领域；也是一项技术复杂、保密性很强的国家工程。核试验涉及人员多，协同面广，具有周期长、难点多、任务重、要求高，协同复杂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因此，核试验又是一项高科技前沿的系统工程。

每次核试验一般都分4个阶段实施：安装调试、站级联试、全场联试、爆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每一项工作都要求十分严谨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各个站场要切实按照核试验的总体时间表，制定本站场各自试验项目的时间表，然后按基地规定的时间一项一项地严格调试落实，所有试验项目切实按倒记时控制。

“1966年5月9日，我国进行了第3次核试验。那天，各试验场站的科研人员，都提前来到距核试验爆心一定距离的安全地点，耐心地等待、观察。‘10、9、8、6、5、4、3、2、1，起爆！’说时迟，那时快！随着罗布泊上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朵巨大的磨茹云冉冉升起，此时，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跳起来高呼：‘成功了！成功了！’现场一片欢呼声。我内心特别激动，因为这是我首次参与了这么重大的科学试验，我为自己能亲自参加核试验、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做出了一份贡献而自豪。”马国惠将军激情地说。

每次核试验都有不同的目的，根据上级要求，确定该次核试验的必保项目，再根据“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原则安排其他项目。核试验是不可逆转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可以实验、失败再实验，直至成功。而核试验现场必须要求一次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项对科学实验近乎不讲理的要求，就迫使参与核试验的人员细致再细致，严密更严密，精益求精，增加可靠性，反复实验，力争万无一失。

参加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尤其是法国想急起直追，明显加快了研制氢弹的步伐和进程。

为了打破核垄断，我国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自己的氢弹。1965年元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就曾明确指出：我国“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此后，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立即下达任务：要求国防科工委、核工业部要把氢弹的理论研究和试验放在首位。

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那个记者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的。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是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则是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知道氢弹的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1965年9月，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38岁的于敏院士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很快投入了氢弹的原理研究和科学探索。他们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

科研人员废寝忘食，绞尽脑汁加班加点工作，经过上百次艰苦探索，终于解决了氢弹原理这一重要课题。

氢弹原理突破后，随即进行原理爆炸试验。当时马国惠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第二室的技术员，直接参加了原理爆炸试验，他主要负责光充量的测量工作，早期准备是在试验室里进行的。

当时,马国惠和曹淑华等4位同志被调到百米高的铁塔上，协同进行激光测速项目试验。铁塔直插云霄，第一次上铁塔时，马国惠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他们在铁塔上奋战了20多个日日夜夜，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因为光路系统晚上比较好调试。一上铁塔至少要工作10多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120个小时。每人只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大风时，铁塔咯咯作响，晃晃悠悠的，好像摇篮一样。他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就曾枕着氢弹睡觉。

1967年5月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塔爆方式进行的减威力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正式进行氢弹爆炸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整，徐克江驾驶着经改装的“轰—6”飞机进入空投区。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机舱随即打开，氢弹脱钩，携着降落伞向空中急速落下……当氢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远处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跨越。

献身国防无怨无悔

自1964年10月至1996年7月，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其中大气层核试验22次，地下核试验23次。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的实际情况，1980年后我国转入了地下核试验。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外交形势和裁军谈判的进展情况，做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决定，要求在90年代完成我国第二代核试验任务。

我国进行最后10次地下核试验时，马国惠先后担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即现场副指挥长、指挥长），全面负责核试验的现场组织指挥工作。马国惠深知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此，他一再告诫自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把握好全局。马国惠领导全体参研人员发扬“党的领导，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内外团结；开拓创新，科学求实；纪律严明，作风精细；热爱事业，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在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核试验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一系列的核试验过程中，马国惠本人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从技术员到司令员，从学员到将军。在此期间，马国惠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马国惠所在的研究室，1993年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永攀科技高峰研究室”。

为了国防科技事业的现代化，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了全世界的持久和平，马国惠把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我国核科学，回顾自己有幸投身核试验事业32年，参加了我国差不多所有的核试验，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点贡献，马国惠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