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9月，泉州解放。9月中旬，厦门市军管会在泉州成立，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也同时建立，并组建各级机构和配备干部，充分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不久，移师同安，九月下旬的一天，许集美同志找黄荣琨谈话，说厦门需要干部，要调黄荣琨和周乔林到厦门搞青年工作。因为黄荣琨曾在厦门搞地下工作，对厦门情况比较熟悉。第二天，黄荣琨就拿着晋江地委的介绍信，到同安厦门市委组织部报到。在同安，参加青年工作集训的同志有3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有十兵团民运部的，有晋江、厦门等地下党的，还有南下苏南大队的，编三个学习组。我们住在同安往安溪方向公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离市委机关驻地有5华里。住了三间民房，用木门板搭的统铺，学习、小组讨论、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房前有一条小溪，洗涮都在小溪里，吃饭是由市委机关伙房煮好后挑过来的。每天早上吃饭后集合，唱歌、布置学习任务，然后分组学习、讨论。课余时间开展文娱活动，唱革命歌曲，跳集体舞，十分活跃。学习内容是“入城纪律”、“约法八章”、“城市接管工作方针、政策”、《共同纲领》、“建团决定”等。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当时学习抓得很紧，纪律也很严。

10月1日，我们在同安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联欢大会。大家尽情地唱啊跳啊，欢呼解放，欢呼胜利，场面十分热烈，激动人心。在同安十多天的学习生活，特别对刚从地下转到地上的福建地下党同志来说，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十分有意义。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厦门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两天的激战，于17日厦门解放。青工队的同志听到消息后，激动万分，队伍连夜集中，走了三个钟头，到达集美，住在集美中学的教室里，等候渡海。第二天，18日晚上，和总工会的同志一道坐木帆船，渡海到高崎，连夜赶到市区，在省立中学的教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到达升平路10号。那里是一座空楼房，一无所有，开初几天席地而坐，后勤的同志忙了几天，从市委、军管会搬来了一些桌椅，买了一些竹披做床。我们是军管会的干部，穿统一的制服，女同志是青灰色的列宁装，男同志是青灰色的中山装，戴八角帽，胸前佩戴厦门市军管会青年工作队胸章，每人还发两斤棉花，做棉被。

            二

我们进城后，对外是“厦门市军管会青年工作队”，对内是“厦门市委青年工作部”。开初，李威同志(林一心书记的爱人)任青工部副部长兼青工队队长，不久，设立市委青委，书记是市委秘书长孙燮文同志兼，李威任青委副书记，又兼任青工部部长，青工队队长就由黄荣琨担任。青工队下编三个大组：青年工人组、学生组、文艺组。各个大组下面又分二至三个小组，还派几位同志到农村开展工作。那时，市委组织部又陆续分配了一些同志进来，南下服务团的同志分两批到青工队。1949年底，青工队的干部有一百来人之多。1950年，党、团组织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厦门市工委宣告成立，李威任书记，黄荣琨任宣传部长。1951年，因备战需要，机关搬到深田路。当时升平路10号是青年俱乐部，后改名为青年服务部的办公地点，统战部、军体部也在那里办公。

我们到厦门青年工作队后，三个组的同志就分头下到工厂、商店、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广泛联系接触青年群众，蹲点基层，在那里开展活动，广交青年朋友，帮助筹建青年群众组织等。1949年底，厦门市第一届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主席为李威同志，黄荣琨任秘书长。

三

1951年，黄荣琨任团市工委统战部长，兼市青年服务部部长。统战工作的任务是广泛团结社会各界青年，包括宗教界、工商界、街道社会青年。青年服务部的主要对象是面向街道、社会各界尚未组织起来的青年。通过办学习班、开讲座、报告会等形式，把各界青年组织起来。学习班在厦门日报上刊登《招收学员通告》，报名参加的青年十分踊跃。学习内容有青年修养、社会发展简史、青年运动方向等。还请市委林修德书记等领导前来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每期都有几百人听报告。还在鼓浪屿区原大北电台、原法国领事馆举办青年夏令营。青年服务部还介绍革命文艺书刊和电影，当时最有影响的是 《青年近卫军》、《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小说、电影和苏联歌曲。记得当时有一位社会女青年，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她思想豁然开朗了。她能把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隐私都讲出来，改变了她以前不想活的念头，获得了新生。

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把各界青年组织起来，做到每个区都建立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每个居委会都有青年学习活动小组，形成了全市青年工作网。参加学习班的人数上千，办了五期学习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当时，海军、公安、海堤建设等部门都到学习班里来招收员工。记得当时有五、六百人走上了工作岗位。

1951年，召开了第一届市青代会，社会各界都有青年代表参加，厦门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宣告成立，会长胡辛人，秘书长黄荣琨。1951年秋，华东团委在上海召开青年统战工作会议，福建派黄荣琨作为代表参加。当时华东团工委书记是刘导生，统战部长是陈少白。会上，请厦门介绍经验，黄荣琨介绍了当时办青年服务部、学习班、召开青代会的做法，大家对厦门的经验十分欣赏和肯定。

    1952年，我和老黄相继调离团市委，老黄到鼓浪屿区任区长，我调到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