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2日厦门日报创刊号，优先刊登了下列重要文告和消息：

公开宣传厦门军管会已正式成立，主任叶飞，副主任黄火星。

发表《庆祝厦门解放》社论，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共同建设人民的新厦门。

补报：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详情和苏联、东欧各国首先承认新中国的消息。

报纸创刊后的第二天（10月23日），又重点报道解放军解放厦门的大致经过和重大战果。

报纸创刊后的第三天（10月24日），头版全文刊登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

由于急需刊登的稿件太多，以至有些栏目只好顺延。报纸创刊后的第六天（10月27日），“社会服务”栏首次在厦门日报版面上出现并与读者见面。它以问答形式简要地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政党？》《军管会是什么性质的机关？》等新区读者迫切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同时还刊登了报纸读者呼吁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取缔银元贩子，以保持市场稳定，保护人民切身利益等呼声。

厦门日报创刊后，充分发挥其党和人民喉舌和社会舆论作用，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公开正面传播新华社播发的国内外以及报社记者采写的本地新闻，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受到厦门和闽南各界人士和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厦门解放初期，正当全市人民群众尽情欢庆厦门获得新生之时，报社同志很快得知：国民党反动派于溃逃前夕在厦门港鸿山脚下，残酷地杀害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刘惜芬、修省、陈绍裘、张逢明、周烈等。这些烈士生前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迎接厦门的解放，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坚持地下革命斗争，不幸于厦门解放前夕先后被捕。10月16日，眼看厦门即将解放，他们还来不及和全市人民一起共同分享胜利解放的喜悦，就壮烈牺牲了。报社同志和烈士亲属以及各界群众一样，都深感悲痛。10月23日在报纸头版首先简要地揭露了敌人这一暴行，11月20日又在报纸上专门刊登了夏威夷和陈中两记者合写的一篇关于刘惜芬烈士被害经过的专题《通讯》。《通讯》上方和末端还附上刘惜芬烈士生前和遇难后的照片，两张照片对照表明：刘惜芬同志生前是那样年轻端庄，牺牲时又是何等惨烈难辩，让读者看后无不义愤填膺，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血债必须要用血来偿还。汤恩伯、毛森等反动派头目，在厦门解放前夕，虽被侥幸逃脱，但其亲信爪牙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主任魏光清被我捕获，经公审后就地正法，真是罪有应得。

解放初期，战备紧张。报社同志在创办党报的同时，还积极响应厦门军管会和厦门市委、市府号召，努力做好四防工作，即防空、防炮、防特、防盗。还加强值班保护机房，并利用工余时间装置沙袋、沙包，响起空袭警报时，白天注意隐蔽，晚上实施灯火管制等等。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经常派飞机前来空袭，造成不少民房被毁，许多群众伤亡。在一次空袭中，原南下服务团战友、报社青年记者卢镜仁不幸遇难。小卢同志聪明勤奋，具有发展前途，他的意外牺牲，使同志们深感悲痛和惋惜。

办好党报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和广大读者的支持爱护。记得厦门解放初期，市委领导如林一心、林修德以及宣传部有关领导都曾亲临（或常驻）报社，或看大样，或审阅报纸社论和重要稿件，对报社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也很关心，使大家深受鼓舞。报纸创刊后，厦门各界人士和各阶层群众，对厦门日报也很支持，记者编辑下基层采访新闻或联系工作，都能如实反映情况，或提供新闻线索。“社会服务”栏也不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来稿，或提供情况，或提出疑难问题要求解答，或恳切提出批评建议，希望有关部门改进工作等等。总之，人民群众都能从不同角度表示对党报的关心、支持和爱护。

1951年3月，盘踞在台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残余军队蠢蠢欲动，妄图窜犯大陆，其主要目标瞄准了厦门。在厦门军管会和市委市府统一领导下，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进一步做好防空备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市领导考虑，如果战斗一旦打响，厦鼓交通很可能暂时中断。为了让鼓浪屿军民在战争状态下仍能继续独立坚持战斗，市委因此作出决定，立即成立中共鼓浪屿区委（书记李文陵）调集配备干部，以便让鼓浪屿军民能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战备行动，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当时战备形势十分紧迫，组织上决定调我去鼓浪屿区委工作，虽然我热爱党报工作，热爱新闻事业，并曾下决心要干它一辈子。但是当时战备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需要就是命令，因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依依不舍地离开报社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在厦门解放初期，我从事党报工作仅一年多，时间比较短暂，但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和美好的回忆。当年报社同志的那种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忘我劳动的精神，相互间团结友爱、真诚合作的亲密关系，党群干群之间和军政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直到60年后的今天，仍然令人感到十分珍贵，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