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毛泽东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他的—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更是称他为“当今—圣人”……

      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长期离家在外；他的结发妻子熊立诚，11岁时就过门到徐家做童养媳，直至83岁去世。两人70年如一日，相敬相爱，相濡以沫、相互支持，始终保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自幼相扶相持，在黑暗社会中苦苦挣扎盼光明

      徐特立1877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江背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母亲去世，12岁时过继给伯母为子。不久，伯母为徐特立娶了一个童养媳。这位童养媳姓熊，父母双亡，由亲属作主送到徐家。她比徐特立小10个月。徐特立对她很好，二人以兄妹相称。据说，这位熊姑娘当年到徐家时连个名字都没有，后来徐特立给她取名为“立诚”。熊立诚小小年纪却精明能干，在伯母教导下，操持家务；徐特立则—边读私塾，一边也帮着做些家务。一家老少三口过着平淡而艰难的生活。

     伯母的家教很严。为节省灯油，晚上不让徐特立挑灯看书，但每日黎明必督促早起，洒扫庭院之后，须大声朗读诗文，谓之“晨课”。夜晚无事，不许外出串门走户。于是，每晚徐特立和熊立诚就围坐在伯母身边，听她讲述祖辈的家史：曾祖的起家，及祖父时代的破落，并分析其所以兴衰的原因。徐特立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时常感激地说：“我受伯母的治家教育最深刻，我一生能刻苦致力于革命以及我妻独持家政50年的支持，都和伯母的教导有关。”徐特立15岁时，伯母去世，他和妻子熊立诚相依相持，开始撑起整个家庭。

     徐特立深深记得他父亲因吃过没有文化苦头，东拼西凑地筹措了一点学费，送他到村外的一个蒙馆去读书，希望门庭能由此有所改变。可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徐特立，求学历程却异常艰难。15岁时因伯母去世不得不支撑家业而辍学，在随后3年多的时间里，徐特立不断摸索谋生的职业，他“教书兼习科举业”，一边教蒙馆，一边勤奋自学。为了学习，徐特立作出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他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可买25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力争10年把书读通，而这样就势必造成家业破产。对于这样一个破产读书计划，妻子熊立诚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示支持。她虽然担心由此可能对以后一家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她相信丈夫、坚定不移地支持徐特立。正是在妻子的支持下，徐特立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较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等，都陆续买了回来，徐特立视为珍宝，潜心研读。当读书计划执行到第八年即1905年时，家里已经濒于破产：剩下的田亩，一年只能收四石谷；教书的俸金亦降到14串。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显得越来越困难。好在命运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徐特立有机会参加全省的乡试考试，在全省3千名考生中考了个19名的好成绩，虽然复试未能考上秀才，但他回来后教蒙馆的薪金却大涨，—家生计难题有了好的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徐特立此时能获得各方面报刊书籍阅读，为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畏艰难困苦，倾家荡产助夫求学办教育

      徐特立28岁时开始外出办学，常年扑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了妻子。熊立诚尽心尽力，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儿女，尽量不让丈夫为家务操心。1905年7月，徐特立在离家25公里的梨江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小学堂。1906年春，徐特立跻身长沙市任教和办学，先后任教于周南女子中学、修业学校、长郡中学、湖南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等学校，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平民夜校、长沙女子师范，还曾担任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湖南孤儿院等校(院)长。为了节省开支，他一直把妻儿留在乡下。他回忆：“我的收入除自己一家生活费用外，不事蓄积，均用在买书和办学校上。妻子不随我住长沙城，他们住乡间，这样可以节省好多费用。”对此，熊立诚毫无怨言。

      1913年，徐特立看到家乡方圆几十里，只有几所私塾，许多农民子弟找不到地方读书，于是拿出自己在长沙教书所得的薪金，筹建了江背镇第一初级小学堂，免费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后来又改成江背高级小学。办了两年后，乡里的封建顽固分子找出种种借口，对学校进行刁难，徐特立和妻子熊立诚商量，腾出自家老屋改造成一栋较为宽阔的新瓦房作校舍，把学校搬进了家里。熊立诚带着儿女住进新搭的两间茅屋里，用实际行动支持徐特立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心愿。

      徐特立教书的收入，除维持妻室儿女的温饱外，还略行余裕。但徐特立并不甘心于做一名私塾教师，更不迷恋于家庭的温饱，他决定离开狭小的江背镇，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进行新的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熊立诚又表示了支持。于是，徐特立考入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学习自然科学、教育学以及西洋史、东洋史等新知识，并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1919年，徐特立在长沙教育界已很有名气。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他决心做一个有新学问的人。他非常赞赏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当一位北京友人给他来信，介绍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并动员他参加时，他非常高兴，决定赴法学习，但又有些放不下家庭，因为几个孩子都还年幼——大女儿徐守珍15岁，大儿子徐笃本13岁，小女儿徐陌青3岁，小儿子徐厚本才2岁。妻子熊立诚对丈夫的这一想法也不能不心存顾虑，但考虑到这样的话丈夫一方面可以满足求新学的愿望，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躲避因参与湖南驱张运动而遭受张敬尧的通缉，于是欣然同意，帮助徐特立于6月下旬变卖了一部分书籍器物，并向亲友借贷筹集了一笔旅费，将徐特立送上了远赴欧洲的轮船。此后，在近5年的时间里，熊立城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辛苦地支撑着整个家业。

      1927年，徐特立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家参加革命斗争，江背高小的全部校务都交给了熊立诚。徐特立的外孙女徐舟自小一直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她回忆“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外祖母还想法节约钱把外祖父创办的五美小学继续办下去。她还担任过校长。”徐特立也曾充满感激之情说：“我离家时曾将一个高级小学的事务工作交给我妻，13年来，她一直坚守岗位，不独教育了自己的儿女，巳教育了地方子弟。”可以说，在徐特立早期湖南办学取得的成就中，不能不说有妻子熊立诚的一份功劳。

                                      独撑家庭，支持丈夫投身革命

      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准备离开长沙去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动身那天，妻子带着孩子站在屋门前目送他远去。徐特立想到此次分手，可能是生离死别，走了一程又回转来再一次抚摸孩子的头，默默地深情地凝视妻子，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为了革命，徐特立已决定抛弃自己的全部——家庭、地位、名誉甚至自己的生命。熊立诚虽然对于丈夫从事的革命事业并不十分了解，可她知道丈夫，并深信丈夫是一个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伟男子，她愿意支持他的一切选择。

      为了革命徐特立离家远行后，熊立诚独自将家庭的重担担当起来。她虽然从小就包了一双小脚，但操作不停，养猪、种菜、纺织、缝补、终日劳累。同时，她还经常因丈夫而遭到反动派特务分子的骚扰，随时有受迫害的危险。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农家妇女，单独支撑着养育4个儿女的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熊立诚不仅通过支撑家庭来支持徐特立革命，她甚至直接支持革命。徐舟回忆说：“我的外祖母，一个识字很少的家庭妇女，是外祖父家的童养媳，在外祖父的开导下，也深明大义。大革命失败后，我大舅父不幸去世，我母亲被捕失踪，外祖父为了革命奔走四方，白色恐怖到处笼罩着，外祖母身边只有两个小儿女和一个更小的外孙女，但她毫不畏惧，昂然挺立。国民党军阀派人来侦探外祖父的行踪时，她不屑理睬。遇到赤卫军过境，便热情接待。记得是我上了小学以后，一天乡里要集会，要我去念一篇文章。我一看题目是‘忠告赤匪宣言’，忙告诉了外祖母，她气愤地说：‘不能去念，你外公就是共产党！’于是我拒绝了。……外祖母这种坚定的立场和顽强的性格不能不是外祖父经常开导的结果。”

      1937年底，徐特立在久别家乡10年后，回到湖南，从事抗日统战宣传工作。他到了长沙，离家近在咫尺，却因工作太忙，一直没来得及回家一趟。但“长沙王回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背镇。熊立诚说不出的高兴，马上带着全家长幼往城里赶。一家人辛辛苦苦赶了80多里地来到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可徐特立这时正在会议室接见各方面人士。徐特立听说老伴和家人来了。恨不得马上出来相见，可他一贯坚持“工作第一”，特别考虑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一言一行都将产生社会影响，绝不愿因私废公，于是让人转告老伴和孩子们，先到屋里等—等。熊立诚带着一家老小等啊等，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仍然见不到徐特立的影子。一直等到深夜，来访的客人都走了，这才终于见到徐特立。他们倾诉了分别十几年来的家庭变化。当徐特立向老伴真诚地作了解释，又连连赔了不是时，熊立诚知道徐特立并不是故意冷落她，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不愿为家庭私事耽误党的工作，不由得露出了理解的笑容。她诙谐地对徐特立说：“你为国事忙，我为家事忙，各自忙好。”徐持立听后不住地点头，拉着老伴的手说：“说得好，情是真的，理是直的。”

      对于这样一位虽然没有文化却有见识、有胆识，不顾一切支持自己读书、办学、革命的妻子，徐特立充满感激、充满爱意。

忠贞不渝，古稀之年夫妻终团圆

     为了革命，为了事业，徐特立不得不孤身一人在外，但他一直惦记着家人、惦记着妻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特立常抽出时间给妻子和孩子写信。1939年，徐特立致信在家里的小女儿徐陌青，反复盯嘱她要孝敬母亲、关心照顾母亲：“你的母亲年已60，她不但一人维持了—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13年，造就了许多学生。她没有念过书，却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你是她所生，应该特别孝敬她。家中许多困难你们夫妇如能帮助，请你尽可能帮助。如不能帮助，还是把田卖出一些。”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妻子、对家庭的深深牵挂。

     1940年，徐特立奉命离开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回到延安。心里仍记挂着妻子和孩子。当他得知董必武即将由延安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时，写了几首诗送行，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妻老孙孤弱，长沙有我家。寄书长不达，传况被搜查。报国何年迈，思乡觉路赊。尺书望转寄，借以慰天涯。”诗中饱含对妻子和孩子的眷念，并请董必武转寄给妻子的问候信。

     徐特立之所以保持着对“糟糠之妻”忠贞不渝的爱，不仅仅出于个人感情，更是因为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将之视为“妇女解放”的一部分。早在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大寿。1月30日，在党中央为他举行的祝寿大会上，邓颖超、蔡畅特地为他戴上红领巾。邓颖超讲话，高度赞扬徐特立对党的无限忠诚，并特别指出他关心爱护同志，尊重妇女，对夫人的爱情始终不渝。徐特立听后，十分激动，满怀深情地说：“我自辛亥节命前，即进城办教育，把妻室儿女留在农村；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至今10年来，与家庭隔绝，不通音讯，这都是反动派的压迫所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妻室儿女。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命还没有成功，国破家何在?我因为长期不和妻子在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后来在苏联、在江西苏区也曾有人提过这种事。但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她在家里抚养儿女，还兼劳动兼办学，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我假如丢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在场的同志听了，无不为之感动。后来，他还曾反复跟一些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其中也包括妇女的解放。如果无缘无故抛弃她们，那不仅是损人利已的行为，而且是背叛了革命的市场。”掷地有声之言，真正显现革命者的本色。

      全国解放后，徐特立把妻子接到北京，两人都已是古稀之年，终于得以团聚。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关心体贴夫人，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的生活不要特殊照顾，可一定要在生活上照顾好老太太。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容易有自卑感，不要叫她有思想负担。”他每次到外地休养，总是带夫人一道去；吃饭时，把好一点的菜让她吃；住房时，把好一点的床位让给她睡，家里的钢丝床，一边坏了，徐特立把好的一边让给妻子，自己睡坏了的一边。

      1960年，83岁的老夫人熊立诚去世后，徐特立深感悲痛，怀念不已。他将两人合影的照片，一直装在随身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对夫人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陆定一曾经称赞徐特立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候毅然入党，“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是“没有字的教科书”。确实，且不论这位“当今圣人”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单就他在对待家庭、对待妻子方面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同样为所有革命者上了生动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