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静吟老师的交往
阅览: 日期:2011-05-24
翻看当年和吴静吟老师合影的照片,又回想起诸多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负责开单位的生活服务车。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鹭涛》报在征文,心里痒痒的。在工地摸爬滚打了20来年,有种想把经历过的人和事说出来的欲望,便抽空写了一篇小稿寄去。事后也没很把这事放心上。过后因公出差到外地参加学习,半年后回来接到一封几个月前寄来的信,拆开看,竟是《鹭涛》报,稿子用上去了,夹着一封信,写着几句对稿件的评价,并说有空可以去找他聊聊,末了的署名是吴静吟。
当时心里很激动,不仅因稿子用了,更因为吴老师的回信。虽未谋面,大名早已久仰。小时候就听说吴老师在厦门一中教语文,是本地文化界的名人。每个学期自掏七八元钱,资助一位贫困学生购买课本和簿籍;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者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单位参加厦门港口建设之前,长年在深山老林里修公路,别说找本书看很难,找张报纸都不容易。我平时喜欢看书,只是兴趣,漫无目标,且独学无师,孤陋寡闻。能得到他的回信,殷切鼓励,并邀请约谈,真是喜从天降。看了信上落款的时间,已过去好几个月了,心里感到很不安。当时工作较忙,单位在郊外的殿前,每天在沙土路上骑车一个多小时上班。一周只有一个休息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时常杂事缠身,到市区办事走一趟都是稀罕事。一直为没能及时赴约深感内疚。无奈之际,只好写了一信,说明出差多时,深感愧疚也表谢意,择日当登门拜访。
那是一个深秋的上午,按信上写的地址找到先锋营戏校,二楼一个单间是他独处的卧室兼办公室。一床一桌一椅,脸盆放在地上,桌上一大摞文稿或学生的作业,空罐头盒里装满了烟蒂,想必昨夜挑灯熬夜。床上挂着旧蚊帐,课桌下折叠纸上一盘已燃尽的蚊香,足见此地蚊虫相当了得。窗外有棵高大的玉兰花树,浓荫遮蔽下光线和通风都不太理想。吴老30年代就步入文坛,用库仑等笔名写作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创办过大型文学刊物《人生》《明日文艺》,40年代末是闽南著名的《江声报》副刊主编,50年代曾任市文协副主任,《厦门文艺》(《厦门文学》前身)编委、《新文学》主编等职务,是当年本地少有的著名作家之一。一时不理解,赫赫有名的文坛前辈,怎么会蜗居在此?心里想,也许是刚落实政策吧。当时社会上类似的情况也不少见。
自报家门后坐下闲聊。吴老不是激情奔放、言语犀利的人。他儒雅慈祥地笑着,款款而谈,问起我的经历身世,更似多年未见面的邻居大叔,把我原本因敬畏而倍增的拘束感驱赶得荡然无存。我说起小时候的经历,家里经济拮据,边送报纸边读完小学,只读过一学期农业中学初中,现在虽然忙,但很想找机会学习。吴老很坦诚,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说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关键是多读书多实践。他说五十年代曾办过十多期职工文学创作讲习班,不少工人作者参加,有的至今还有联系。前一阶段也办过学习班,你虽然错过,但也没关系,主要是自己努力。他们很多人经常到我这里来,一起探讨,很热闹的,你也可以常来。虽然没机会聆听吴老的课,但能叨陪末座,当面讨教,实属万幸。我利用来市区开会或办事的机会,去戏校找过他几次,虽然后来《鹭涛》报停刊,但每有习作也常送去请吴老指点,颇多受益。
吴老年青时著述颇丰,听他说,解放后教学繁忙,但也写过不少反映厦门海防前线和海堤建设的报告文学,十年文革受冲击,岁月蹉跎,青春不在。改革开放,正可再展宏图,而他却淡泊名利,甘作人梯,剪裁自己的锦绣华年,为他人作嫁衣裳,得到他帮助的少说不止百人。每当说到这,就深切地感激他热诚的扶持。老人听到这话,浓密而粗黑的眉毛微蹙,一改随心所欲闲聊时的口吻,正色道:“不能这样讲,是互相支持啦。我办刊物,大家投稿,是热爱刊物,是支持我,我也要感谢你们。另一方面,是帮我还债。我也没有正规学历,当初开始习作,也有老先生手把手指点过。那时我就想,只要有机会,也一定要帮助别人。”老人的坦诚令我释怀,对他的崇敬更油然而生。
八十年代中期,工作之余忙于自学考试,写的不多,联系也少了。几年后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吴老师,告诉我他住在厦禾路,热情地引我到他家。我们单位承建厦门大桥,我相继在报刊上发了一些通讯报道,他看了便殷殷鼓励我要深入采访,积累资料,做好写报告文学的准备。我自知功底不足,都是现学现做,现炒现卖,写点豆腐块的短文,填补报刊屁股还凑合,没敢有那样的奢望。说了多次,我也增强了信心。那时交通不便,找辆车也难。1989年12月的有一天早上,我弄到辆小车,便请他到大桥工地走走。工地宏大的场面和磅礴的气势,令人耳目一新,老人感慨良多。我选择部分已刊发在《生活创造》、《时代》杂志等报刊上的报道为素材,谈了自己的构思,请老人指点,确定以描写建设者形象为主线。由我执笔,最后请他定稿,两人合作。《你好,中国海峡第一桥》送稿之前老人坚持不署名,说:“这样的稿件也署名,那我该署名的地方多了。”我理解老人的心境:早就挣脱名缰利锁,燃烧自己,烛照别人是他的生活状态之一,况且年过古稀,多露一次脸面并无风光可言。但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他的扶持,就没有这篇作品的诞生,坚持把他的名字写到落款处的前面。稿件送审后刊发在1991年第11期《厦门文学》,特区建设十周年报告文学专辑上,后来又被收录入《厦门(1980~1993)优秀文学作品选》。
九十年代后我还常去看他,坐下来神吹海聊,无拘无束。一位温和敦厚的蔼然长者,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什么烦心事都可以说。每次晤谈,如坐春风,好似充电激活了一般,可以兴奋好几天。偶尔心里有纠结,他平心静气,用智慧人生的经历,三言两语帮你解套。对老人的生活经历也有所了解。1938年抗日战争硝烟弥漫,血气方刚的吴老师,告别经济殷实的家,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厦门沦陷前随地下党组织撤离,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闽南地区3年救亡斗争的锻炼中,于1941年加入地下党组织。1944年被捕,虽受严刑仍保守党的机密。出狱后失去组织联系,回到厦门任《江声报》编辑,以革命者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被特务列入拘捕的黑名单而避走香港。厦门解放随即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洪流中。在大同中学、一中和戏校任教,同时义务编辑文学刊物、扶持年青作者。2000年2月,厦门市委、市政府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有一次闲聊,有人感叹时态炎凉世风日下,说:“吴老师你一生帮助过无数人,现在老了,没人感谢你,都不来看你,把你忘了。现在,没人感谢的事,不会有人愿做。”我在一旁听着,有点剌耳,甚感尴尬。对于不理解、甚至曲解的人,老人并无责怪也不解释。只是微微一怔,饱经风霜的脸上,额头皱纹聚扰片刻又坦然舒展,厚实的嘴唇噏动着,谦和地笑了着。说:“我本来就没想要别人谢我,更没有等价交换的概念,来不来看我都没事,我不后悔,而是了却夙愿,快慰平生嘛!” 对于50年代政治风暴和文革动乱中受到的委曲,以及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待遇没能争取到,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怨言。
翻看当年在厦门大桥工地采访时和吴老师的合影,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我们常说,吴老无欲无求,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作为厦门文坛最年长的作家,以91岁高龄,悄然辞别这方他一生为之奋斗、深深挚爱的土地,也许并无多少缺憾。而于我等后人,除了痛失恩师的思念,更觉得老人带去那个时代的鲜活记忆、那个时代文化人纯朴的风范和令人崇敬的精神境界,心里始终萦绕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