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女杰”章启月：在外代表“中国面孔”在家却是贤妻良母
阅览： 日期：2012-03-01
章启月出生于外交世家，14岁就被国家选派到美国留学，后来又考到联合国机构做同声翻译4年。从事外交工作后，她两次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先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以及驻比利时大使，成为我国外交界的佳话。
章启月性格鲜明，她既是位严肃的新闻发言人，又是位成功的女外交官。被誉为“冷面美人”的她，生活中却是位柔情似水的妻子和操劳的母亲，让我们走近这位职业风光却低调内敛的杰出女性——
14岁赴美学英语，“红房子”里走出中国青年才俊
章启月今年52岁，出生于外交世家，父亲章曙曾是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外交官。生长在外交官家庭，对章启月来说并不意味着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历练。
小时候，爸爸经常驻外，母亲工作忙，章启月跟奶奶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她经常没人接送，有时就住在父母朋友家里，经常是这家住几天，又到另一家住几天。这种特殊的生活经验锻炼了章启月的独立能力。
1973年，中国刚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虽然初登国际舞台，远见卓识的外交家们已敏锐地察觉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中国代表团向国内提出建议，并由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4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
章启月的父亲当时是联合国高级职员，按规定，高级职员的子女学习费用由联合国有关部门支付，所以，章启月被幸运地选中了，当时选中的还有章含之的女儿洪晃。临行前，外交部发给章启月四人每人700元的置装费，这对于手里常常只有买冰棍的几分零花钱的章启月来说，那可真是一笔天文数字！让她高兴的是，当时他们出国的套装也是在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们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的。
1974年夏天，章启月和其他三个伙伴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到了纽约，章启月4人被安排在格林威治红房子学校就读。一进学校，章启月就惊呆了，心想美国人怎么这样，只见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显得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槽糕，一点师道尊严都没有，还老是跟学生嘻嘻哈哈的。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更让章启月难以理解的是，在所谓的开学典礼上，主席台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地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却激动得跟着他又扭又跳，后来她才知道这人叫Bob Dylan，是著名的说唱歌手，他女儿是章启月的同班同学。
在这样的环境下，章启月和其他三个孩子的学习很不理想。后来，上级又把他们安排到美国人家里寄宿。当时章启月住在纽约的黑人区，房东是‘小红房’学校的老师兼图书管理员，她丈夫是个黑人，这对夫妇人非常好。章启月才开始慢慢习惯了。
结束美国的学习后，章启月回到国内读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1979年第一次招生时，章启月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大二，她觉得做同声传译很有挑战性，而且又是到联合国去工作，这个机会难得，就报了名。但父亲坚决不让她报名，理由是女儿在美国学的英语不扎实，让章启月在北外把基础打好再报。
为此，章启月和父亲吵了一架。但是父亲态度坚决，就是不让报，章启月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孩子，不让报就算了。后来她发现父亲其实还是对的，因为即使报考，第一年她肯定也考不上。第二年，章启月又提出来报名，这次父亲就不再反对了。结果那一次考试，只有三个人被录取，其中就有章启月，还有她现在的丈夫。
译员班毕业后，章启月在纽约和日内瓦所在的联合国办事机构做了四年的同声传译，她每天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讨论着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在联合国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给了章启月接触各种国际事务的机会。
章启月回国读高中时就喜欢上了外交，高二时她就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将来我想当外交官”。父亲看后很吃惊，问女儿：“你为什么想做外交官？”章启月回答：“我觉得这工作挺有意思，能代表国家处理各种外交事务，有一种荣誉感。”而在联合国做同声传译四年，更让她坚定了将来做外交官的信念。
从新闻发言人到两任大使，让世界熟悉的“中国面孔”
1987年，章启月结束联合国同声传译工作后，进入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她最初的工作是从分发电报开始的。每天几十份电报，得按照内容、国别分送各个部门。这份工作略显枯燥，章启月做得却格外用心，大量地翻看、仔细地琢磨，把每份电报的内容都吃透，作为知识积累起来，一路干下来，她不但没觉得枯燥，而且干得还挺带劲。像跑腿、接机、打电话之类的小事章启月样样都做过。
章启月的做事原则是“不要因为事小而不做，不要因为没有回报而不做，踏实地多做些事情，就会得到更多的磨炼，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事实证明，这种积淀为章启月日后承担重要工作夯实了基础。
1999年，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第19位新闻发言人。接到这个任命时，章启月有些犹豫，她属于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也不太爱说话，尤其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的那种人，总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这项工作。新闻发言人代表中国形象，个人仪表、谈吐都会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
看到章启月有些信心不足，同在外交部工作的丈夫却鼓励她试一试。章启月一向服从组织安排，她想，既然命运把自己推到新闻发言人这个位置，她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进入角色。章启月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做事踏实，对于自己的工作，总是认真地准备，力求做到最好。
第一次上台做新闻发言人前两天，章启月紧张得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出错怎么办？记者的问题太尖锐怎么应付？奇怪的是，当她站到台上时，反而镇静下来了，由于事先做足了准备，章启月应对自如。
章启月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都是朋友帮着参谋的。最初上台时，她是披肩长发，后来有一阵是短发，再后来，她又换成了中等长度的栗色短发，显得时尚又精干，这些发型都是外交部理发室的师傅一手打理的。
时间长了，章启月也摸索出一些着装心得，发言人的着装与新闻发布会的主题要吻合。比如那天世界上有重大惨剧发生，她肯定要选择穿深色的。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主题，她只是想自己提提气，比如天气不好，人也就挺没精神的，就穿得鲜亮一些或颜色浅一些。
生活中的章启月是个很简单的人，她喜欢穿休闲的衣服，很少化妆，也不去美容店。有一次，章启月骑自行车下班，在路上被人认了出来，章启月听到他对同伴说，那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吗？同伴嘲笑他：“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这一级别的领导能骑自行车下班！”当他确认是章启月后，非常惊讶，章启月笑着向他招了招手。
做了六年新闻发言人，章启月被派往比利时做了三年大使，巧的是，她的父亲当年也做过比利时大使，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成了一段佳话。
章启月刚上任，就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情。2005年2月，章启月赴任后，召开了一个面向欧盟各界的招待会，邀请了四五百名嘉宾，结果她发现，招待会上和自己握手的客人却有近千人。
章启月记忆力很好，很多人前面已经和她握过手，又排队过来和她第二次握手，对此，她比较迷惑。一对夫妇过来和她第二次握手时揭开了秘密，当时他们以为章启月是大使秘书，后来才知道章启月是大使，所以就再次排队过来和她握手，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落后，根本没想到中国会派一个女人来做大使。章启月在招待会上给来宾们介绍，现在中国有14位女大使，这还不包括很多女总领事、女总参赞，外交部在国内机构有1/3的工作人员是女性，中国女性在国内地位很高。听了章启月的介绍，来宾们都很吃惊。
2008年7月，章启月又到印尼出任大使。在印尼，人与人之间最好的沟通方式是唱歌，为了拉近和当地人的心理距离，章启月要求使馆的每位工作人员都会用印尼语唱一首当地民歌。在不同的招待会和酒会上，章启月还会献歌几首，赢得了当地人的高度称赞。
常年忍受艰苦与孤寂，最喜欢与丈夫聊天
外交工作虽然风光，却要忍受常人难以体会的孤寂。外交部规定，像章启月这类驻外大使级官员一年可以回国一次，每次一个月时间，述职兼探亲，其他外交官两年才有一次。
章启月透露，在我国外交系统，许多驻外人员都不能把家人带在身边，个人和家庭生活因工作受到影响或牺牲、付出的例子很多。在欧洲发达国家工作，生活条件还比较好。不过，外交部驻外人员2/3的人都是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有的同事去了高原，被派到战乱、疾病流行的国家，因此殉职的也不少，还有的常年患有疾病。章启月的一些同事驻非洲时患了疟虫病，退休后每个月还打摆子，这种病终生都去不掉。但章启月心中都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面对困难从不退缩，祖国需要她在哪里，她就驻扎到哪里。
在异国他乡，章启月和家人经常打电话、发邮件、视频聊天。她不希望童年的遗憾同样出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为了减轻对儿子的思念，章启月把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以充实自己。
有一段时间，章启月通过电话沟通，觉得儿子变得沉默了，就问他：“妈妈长期不在身边，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没想到，懂事的儿子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什么，这是你的工作，我能理解你，妈妈！”这句话让章启月特别感动，觉得就算是为了儿子的这份理解，也要尽自己所能把工作做好。章启月最感激的还是同为外交官的丈夫，章启月在国外，丈夫在国内，把家里打理得温馨条理，让她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章启月很重视对儿子的家庭教育，儿子出生后，她就在家教理念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要把孩子看得特幼稚，也不能和孩子老讲大道理，实行家长式的高压“统治”，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要和他做朋友。
从儿子上幼儿园起，章启月就经常告诫他，你不比任何孩子优越，作为外交官的孩子，你更需要自立。平时，章启月比较注重与儿子的沟通。在家做饭时，章启月会叫儿子过来帮忙打打下手。一边做饭，一边听他讲学校里的事情，在聊天中观察他的一些思想动向，发现问题后，章启月也不直接说，等过几天，再把这事编成别人的故事讲给他听，在沟通中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儿子的未来，章启月的观点是顺其自然，但这并不是说她对孩子比较放纵。章启月如果带孩子去游泳，说好游2000米才能休息，孩子就得坚持到底。章启月认为，现在的独生子女物质条件好，基本没有机会吃苦。因此在有些问题上不严格要求，孩子很难成器。另外，章启月比较注重儿子人格的全面发展，只要他为人正派，性格开朗，做什么职业都不是问题。
在章启月的眼中，儿子是一个做事大气而又心细的人。只要她在北京，每周都会和母亲、姐姐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聚会。不外出的日子里，章启月每天都会给母亲打个问候电话，如果哪天累了或忘记没打，儿子就会提醒章启月：“妈妈，您还没给姥姥打电话！”有时，章启月会说：“没什么大事就算了吧。”儿子则会坚持：“那不行，姥姥会等你的电话的。”
还有一次，章启月和儿子一起骑车去给母亲送食用油，送到后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走到半路上，儿子认真地对妈妈说：“我们应该在姥姥家多坐一会儿，我觉得最能表现我们关心姥姥的事，就是坐下来陪她聊会儿天。”章启月很佩服儿子的善良和细心。
作为职业女性的典范，章启月对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也有深刻的体会。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时，章启月非常忙。一有时间，她最喜欢做的就是与丈夫聊聊天，一起在厨房里给儿子做点好吃的；周末早上起床后，与丈夫一块儿煮杯咖啡，看看闲书，看看电视———每当想起这些生活细节，章启月都会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享受。
曾经有同事问章启月，女外交官应不应该要孩子？章启月坚决地说：要！养育孩子是人生最完善的过程，即便这个过程劳累甚至痛苦，但是别人有的经历，你都应该有，否则人生不完整，更谈不上完美。
章启月对生活的体会就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很多的角色要扮演，不可能都做得完美，但她会尽量地去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