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也是画家、教育家。他更是为千家万户筑梦圆梦的人。他秉持“谋万家居”的人生宗旨和“匠人营国”的事业精神，把毕生心血投入到了中国大地的城乡规划建设中。北京、上海、苏州、三亚……大江南北古城保护、新城规划，处处都留下他的的足迹。2012年2月14日，吴良镛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位如今看起来已有些虚弱的老人，却用他身躯里蕴藏的那种巨大能量，为中国建筑求索一生。

一

     吴良镛的一生获得了太多的荣誉：28岁时，获美国罗马奖金竞赛荣誉奖；66岁时，他主持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规划，4年后获世界人居奖；77岁时起草的《北京宪章》，被公认为21世纪建筑发展的纲领性文献；2010年，88岁，脑梗康复后又重新投入工作的他，因人居环境科学的成就获陈嘉庚技术科学奖……

    “我为什么要选择学建筑呢？这与我早年的经历有关。”70多年前的那次大轰炸，让吴良镛记忆犹新：1940年7月的一天，他刚在重庆合川二中参加完中学统考，日本的轰炸机就来了。当时吴良镛和家人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他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了。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民族血泪，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伟大理想。

     几天后，他怀着“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挥手作别合川，走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

     战争摧毁了城市,却没有摧毁吴良镛求学的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微缩胶片上看到一些西方建筑杂志,其中提到战后恢复、战后重建。“就是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战争迟早是要过去的,才知道有重建这个概念。”吴良镛说。

      从此,他毅然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转为研究城市建设。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油印的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梁思成让他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1948年夏，经梁先生推荐，吴良镛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探究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立刻做出了抉择。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一样，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几经周折，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

     回国后，吴良镛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95年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年轻的时候，吴良镛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他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然而，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他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

然而，让吴良镛揪心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在吴良镛的心中，开始有了用自己平生所学，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梦想。

二

      熟悉建筑界的人常说：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

      从1978年起，吴良镛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规划设计工作。其中，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使他达到了规划生涯的巅峰。

     菊儿胡同，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这里的环境却是与诗意毫无关系的另一番景象。以胡同里的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高达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1988年，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吴良镛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改造后的菊儿胡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成为北京老城区改造的典范之作。1993年，这一危房改造项目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居奖”。

     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出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院士、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成就，却没能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伐。

三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在中国，无论你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前沿大都市，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城市，你肯定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从拜万人师到教书育人，吴良镛不知疲倦地奔忙着。

     吴良镛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始终站在国际建筑学界的最前沿。他从1950年代起担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的顾问、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及其它若干城市的规划建设顾问。1976年唐山地震后，在余震未停时他就作为最早一批专家参加重建规划。

     2008年夏天，86岁的吴良镛又承接了南京的红楼梦博物馆的设计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他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前往远在南京的建筑工地。夏天的南京高温难耐，吴良镛最终还是没撑住，得了脑梗，病倒在工地上。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吴良镛一直在医院里进行康复治疗，但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城市建设。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吴良镛的工作至此就画上了句号，医生也判断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然而，病魔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激发出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

      面对脑梗造成的手脚不便，吴良镛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吴良镛暗下决心。

     正是因为有着远超常人的毅力，吴良镛很快就可以走路了，不听使唤的手也能握笔写字了。医生都啧啧称奇，认为这样的恢复效果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这样，吴良镛仍不满意，他心里较着一股劲，一定要恢复到之前书法家的水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恢复， 2010年，吴良镛又重返工作岗位了。尽管不能像生病前那样健步如飞，但他每天仍旧“挺忙活”：如今他带着7个博士生，还亲自教授一门《人居环境科学概论》的硕士课程；他领衔的研究小组搞京津冀区域规划第三期研究报告，正在最紧张的阶段。他还担任着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很多事情需要他去运筹帷幄……做这些事情，吴良镛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时间不够用”。他笑着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身体能再好一些，要是还能出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