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媒体称他为“御医”，因为他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的组长，曾主持、参与过许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医疗会诊；还有媒体说他是中国“医务外交”的专家，因为他曾被派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他就是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吴阶平。

    吴阶平一生有太多的头衔和光环：被奉为“医学界第一人”，创立第一个泌尿外科、做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第一个确立“肾上腺髓质增生”疾病……无论加在他名字前的称谓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都依旧惦记着中国医学的发展。

当年，父亲为他选择了从医的道路

    1917年除夕之夜，在江苏常州城的吴宅里，吴阶平呱呱落地，父亲吴敬仪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希望他人生平坦。

    吴阶平的父亲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实业家。在吴阶平童年的时候，一向喜欢新事物的父亲却没有把他送进新式学堂，而是在家里办起了私塾。6岁时，吴阶平就似懂非懂地读起了《三国演义》。几年下来，学识远远超过了小学水平。9岁时他报考初中，因学习成绩优秀，被破格录取到了初中二年级。

   中学毕业时，父亲为吴阶平选择了从医的道路。后来，他的姐夫、大哥、弟弟都在父亲的影响下选择了从医的道路，并且都先后考入著名的协和医学院，成为国内少有的名医世家。

     1942年，吴阶平以优异的成绩从协和毕业，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用5年的时间赶上一般人毕业10年所积累的行医能力。为此，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自己所钟爱的医学事业上。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归国华侨谢元甫教授引导下，吴阶平开始进入泌尿外科领域。后来，人们称他为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时，他总是郑重地更正：“谢元甫教授才是中国泌尿科的奠基人。”

   1947年，经谢元甫推荐，吴阶平赴美国留学，他的医学研究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当他即将学成回国时，老师一再挽留，吴阶平婉言谢绝了。原因很简单，他要回来发展自己国家的泌尿外科。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师生天各一方，他的老师哈金斯教授一直与吴阶平保持着联系，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执拗地给吴阶平邮寄书信和新年贺卡，开头的称谓竟用“阁下”一词，这是西方人对国家重臣和极具声望者的尊称。

1948年12月1日，一架小型客机冒险降落在北平西郊机场，从机上走下了年轻的吴阶平。此时正是平津战役期间。不久，北平就解放了。

“文革”10年的心酸

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为这种景象所感奋，年轻的吴阶平在医学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5年，年仅38岁的吴阶平被任命为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1960年又承担起筹建北京市第二医学院的任务。

1967年1月，周总理指示中南海门诊部找吴阶平商量，拟出一个为中央领导干部健康服务的具体办法，并决定成立“中央领导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由于吴阶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经常参加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和总理的接触比较多，深得总理的信任，这次又是总理指定他任组长。就这样，吴阶平开始全面承担起了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成为周总理在领导医疗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其后“文革”10年中的甜酸苦辣也由此开始。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但这一次汽车并没有开到中南海，而是开进了绿树葱茏，繁花似锦的钓鱼台。

车到钓鱼台17号楼，这时，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来到他面前。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这一决定完全出乎吴阶平的意料，他赶忙说：“我是泌尿外科医生，负责保健工作不太合适，日常保健最好请内科医生来做。”“可以请内科医生来协助嘛！”周恩来说，并表示需要谁都可以点名。听了这话，吴阶平便不再推脱，接受了周总理的安排。

到钓鱼台17号楼不久，吴阶平便看到一位穿军服的女护士被江青撕掉了领章帽徽投入监狱。吴阶平觉得江青的情绪反复无常，让人摸不着边，自己仿佛置身在一片烟雾里，烟雾中处处都是陷阱，危险重重。

小心翼翼的在钓鱼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看到的，听到的越来越多，吴阶平觉得有必要对将来可能会突然发生的事件叮嘱一下耿直的妻子。他知道妻子赵君恺的脾气很急，遇到事从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万一哪一天她发现自己突然失踪了，不管哪里她都敢去闯一闯，这样，我们一大家人可就都麻烦了。所以他对妻子说道：“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地等到我回来。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没有好处。”吴阶平望着妻子一字一句说得很认真。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吴阶平跟随中央领导一起上了山。会议结束后，周总理通知吴阶平正式从“北二医”调往中国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

为周总理做手术

吴阶平对周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情，从1957年起，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的20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开始不太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期间，周恩来全程陪同。看到周总理用欣慰的目光送尼克松的专机冲上云霄时，一直密切注意着周总理健康状况的吴阶平也稍稍舒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吴阶平考虑如何让周总理好好休息一下时，一个不详的消息突然传来：5月12日，周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红血球超过正常值！吴阶平拿着化验单紧锁眉头……为了增加治疗的力量，吴阶平从天津，上海等地请来了熊汝成，虞颂庭几位老专家。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出周总理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总理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负责治疗外，还要将周总理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由他们再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中央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而吴阶平则是医疗组的组长。

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了控制周总理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总理的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总理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而他们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几乎异口同声的说：“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明白，中央领导小组真正关心周总理健康状况的只有叶剑英。医生们拿着周总理的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总理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为周总理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总理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了？”

“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周总理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

手术后周总理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尽管人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然而，没容人们乐观多久，从1973年10月开始周总理又连续出现血尿……

1976年1月7日晚，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总理微微睁开双眼，当他看到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时，非常吃力地说道：“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句话。8日9时57分，周恩来溘然长逝。

在以后的20多年间，吴阶平时常提及此事：“总理一生都在关心别人，即使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参与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

    吴阶平一生中参与的特殊任务不计其数，其中最特殊的一项，便是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让各界人士参观、吊唁、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签字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也是以保存15天为目标，医务人员只对遗体做了一般性处理，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和福尔马林等。

到了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永久保存遗体，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群众永久性瞻仰。这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要永远保存遗体，死后两小时就要进行尸体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液，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洗干净，注入防腐剂、凝固剂等。可是已经做的一般性处理已失掉了彻底处理的机会，遗体内血液早已凝固，再做那样彻底处理已不可能。 

    中央决定成立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要绝对保密。吴阶平是9月11日得知新任务的。“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是，吴阶平又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专家几经讨论，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等人在地下室工作了一年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是在这一年中。“文革”十年，吴阶平没有经历平常意义上的大起大落，然而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也犹如在“走钢丝”，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可是正如《吴阶平传》里的评价：“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新的事业，新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吴阶平已不再担任具体的医疗保健工作，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政务工作更加繁忙了，但他从未放弃过他所热爱的医学教育与科研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定下了几个目标——写一本泌尿外科专业书，办一个泌尿外科杂志，成立一个泌尿外科学会，建立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这些愿望现在都已实现了。为了奖励他在教育界的特殊贡献，1987年北京医科大学授予他首届“伯乐奖”。在医学研究方面，他先后撰写出了150多篇论文，出版了21部大型医学著作，7次荣获全国科技奖励，还分别荣获法国“巴黎红宝石奖”，日本“松下泌尿医学奖”，1955年被美国泌尿外科学会选为荣誉会员，并连任3届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亚太地区主席，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这样的学术成就，在中外领导人中是少见的。

就在吴阶平的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78年，和吴阶平共同生活了45年的夫人赵君恺因突发心脏病而去逝，这对吴阶平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1983年，经人介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高睿走进了吴阶平的生活。吴阶平与高睿结婚后不久，邓大姐曾几次打来电话让他们夫妇去做客，并希望认识高睿。当高睿第一次与邓大姐见面的时候，邓大姐就对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啊，你可得好好照顾他，这是党和国家委托给你的任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吴阶平到全国和世界各地讲学的任务越来越多，为了能够照顾好吴阶平外出时的生活，胡锦涛同志曾经找吴阶平谈话，并指示，他的一切外出活动都由高睿同志陪同。在1993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吴阶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也是我国医学界担此重任的第一人。

“名相已逝而名医犹存，然圣贤精神存乎人心，弥于天地，此诚国之幸也。”《大医赋》里的这句话，道出了吴老对中国泌尿外科发展毕生的挂念和关照。“立足北医，放眼全国”这是吴老带领学生们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