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当人们习惯于在新闻纪录电影里看到毛主席那熟悉的面孔时，并不知道此时毛主席因为患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看不见东西了。如何为毛主席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了党中央的一件大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筛选，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北京的一位中医眼科大夫身上。这个眼科大夫就是唐由之。如今，虽然过去了近40年，可是在唐由之眼前总是会浮现出1974年冬天那独特的一幕——

一次神秘的会诊

      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有心脏科的、有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好几十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重要的人物。

      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些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最后都报了上去。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是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经很困难了。

      在那次神秘会诊后的一个月内，唐由之又接连参加了两三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患者白内障的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手术。这时有人问唐由之是否需要一名助手，于是他提出由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质来当助手。

      在临近1975年春节的一天，有人敲响了我的家门。

      进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后，他便说，有一些事你需要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来的人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一些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然后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跟他走了。

      我跟着他直奔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比我先到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不知道。但此时我已经有了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来到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同志，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

      飞机起飞后，我从阳光的方向辨别出飞机是在朝南飞，大约一个钟头左右，飞机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一行共5个人，知道要见毛主席，我们又高兴又紧张。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一行人便坐着红旗牌轿车来到主席休息的地方。

      医疗组的5个医生按照年龄的顺序排队走进了主席的休息室，我排第4。那时毛主席是在长沙游泳感冒后来到杭州休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但是这次见面却让他大为吃惊。

      当我们进去后，看到一位老人身上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一双施鞋，头发很乱，身子靠在沙发止。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叫张玉凤。

      张玉凤说，“主席，医生们来看你了。”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同仁医院眼科专家）。毛主席很幽默，一听他叫张晓楼便说，“那你住的房了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了许多，可此时我的心情却有些难受。因为报纸上描写的主席总是红光满面、嗓音洪亮、神采奕奕的。所以一看到他那灰白而蓬乱的头发，觉得反差太大。我更没有想到主席这么朴素，穿的衣服是带补丁的，拖鞋也是旧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认真地讨论。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手术。这里关键是用西医的方法，还是用中医的方法，或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手术。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席咳嗽的很厉害，同时吞咽部位也没有感觉。他咳嗽时痰很多，自己也吐不出来。主席身边有个痰盂，他经常要趴下身子，靠地心的引力让痰吐出来。对此张玉凤倒有一个技术，她人很瘦小，手指很长，她用毛巾裹住手，伸进主席口腔，从嗓子眼里把痰抠出来。

      当时我们考虑，这个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这时如果咳嗽得厉害，缝合处就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他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有可能因受到挤压往外跑，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

确定手术人选

      不久后的一天，我被接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确定到底是采取哪种手术方法治疗为主席进行治疗。

     这时，我预感到，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自己身上，因为医疗组里仅我一个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我擅长的中医金针拨障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不足2毫米的切口并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非常容易愈合。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可能更加适合这一中医传统手术方法，此时我特别紧张。周总理也许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但他还是特意委派我去设计整套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械，包括轮椅、担架都要设计。因为毛主席强调，不要进口的，全部要国产的。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理当时问西医：到底有多大把握？张晓楼说他有85%的把握；又问我有多大把握，我回答说我们也有85%。实际上不止，无论是中西医都是留有余地的。此时，坐在邓小平、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拿着一个盘子在吃夜宵。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吃，在医生们回答85%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你们也要85%。”

      一听这种质问，我坐不下去了，想站起来。周恩来立即给我解围说：“我知道你在福建、广西过不少这种手术，反映还是不错的。”

      最后，中央决它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

手术获得了成功

      手术室设在了主席的书房。手术前，毛主席提出，手术用的全部器械都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于是我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这里。从第一次给主席会诊到开始，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还需要用10天的时间作药物过敏试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主席始终没有发话。1975年8月23日，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

      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我们大家都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的多，比较熟悉，便说道，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主席的生活不分昼夜，醒了就工作、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于是我对他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说，“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像“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一样的动作，手一挥便说道“做”！

      决定做手术了，大家开始异常紧张。记得当时有一位心脏病专家，手里拿着冲眼睛的水壶，紧张得手发抖，“哐当”一声，水壶掉到地上；有一个护士来量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0多次。

      我虽然紧张，但表面上还是比较沉着的，我想自己首先不能紧张，我一紧张大家就更紧张了。各就各位之后，张玉凤和我便把主席搀出来了，这时候我看到周总理、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要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不要了，你看好主席就行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唐大夫，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我说，“我都准备好了。”他又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当时就笑嘻嘻地说，“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

      张玉凤用钢丝录音机播放了《满江红》。1975年7月23日晚上11点半左右，毛主席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疗组的成员都让我在自己的眼睛旁边做最后一次麻醉练习。

      球后麻醉做好了，心脏监护等也都准备就绪，我便开始给主席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对他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听着音乐做的一次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我都没有听见。

      手术完毕，心脏病专家过来跟我说，“祝贺你手术成功，我没想到席的心跳一点没改变。”我当时就想，主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在大江、大海、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这一点手术对他来讲真是“胜似闲庭信步”，根本无所谓，所以我更感觉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随后主席就进卧室休息去了，我就守在主席卧室的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主席突然醒了，并为我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这一首诗里边有由之，所以他念了这一首诗。下面一句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

      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真了不起。

      手术后的第3天，我要给主席换药。通过这一段时间对主席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我猜想到，主席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楚东西了，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所以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主席拿镜子。

      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这时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他不同意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主席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说得好听一点是请你们走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你们滚蛋。

      这么一来别人都走掉了，我还站在他面前不走。主席睁开眼问道，“你怎么不走啊？”我说我不能走，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你得听我的。我们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大家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我请别人用塑料做的一个眼镜，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11度的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也不会掉进去。

      为避免手术后可能引起的任何感染，此后的10个月里我一直密切照顾着毛泽东的24小时饮食起居。

      为毛主席做摘除白内障手术一事，我始终没有对外人提过。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毛主席送给我的诗词原稿后，当年保密非常严格的手术一事才开始披露，而这一经历，也成为了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