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老演员，他就是于洋。从1947年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到21世纪初中国电影转型期，几乎每个时期，他都留下了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作品。可以说，他的个人艺术生涯就是一部精彩的新中国电影发展史。

12岁时，他成了电影里的小童星

    一走进于洋家的客厅，首先看到的是满墙的奖杯、奖牌，这些奖品就如同一个又一个符号，诠释了这位82岁老人的人生经历。看着笔者惊讶感慨的表情，于洋只是淡淡一笑：“那些都是过去的成绩了”。

    于洋的原名叫于延江，山东黄县人。6岁时，因家穷，随母亲离乡背井“闯关东”。少年于洋生得眉目俊朗，爱玩爱唱。12岁就开始在日本人拍的电影中演些小角色。15岁时，在哥哥的带领下，他参加了革命，当了一名小侦察兵。后来，八路军撤退，国民党进城，在清查遗留的八路军时，于洋被抓进了大牢。挨打自然是免不了的，可于洋打定主意，打死也不说，假装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国民党拿他没办法，便问他是否能找到保人，于洋一下子想起了电影《松花江上》的演员王仁路，当时他正在国民党公安局当翻译，便脖子一拧，神气地说：“王仁路是我大哥呀”。

    于洋被王仁路保出来后，有幸目睹了国民党接收大员金山的到来。“他的身份非常戏剧化，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但实际上他却是我们的一名地下党员。我呢，只知道他是个演员，他的电影《夜半歌声》我看过。”金山上任后，筹建起长虹电影制片厂，于洋赶去报考被录取。然而，一心想着寻找党组织的于洋，等到刚领上头个月发的工资，便不辞而别，跑到解放区投奔部队去了。

    于洋到了解放区，对于金山的身份，他仍是不清楚，心里对这个国民党接

    收大员很有些看法。 生活中的戏剧性总是无处不在。后来于洋终于知道金山也是“自己人”后，便有了下面戏剧性的一幕——

    1951年的一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随处逛着的于洋，忽然发现对面走来的人是金山。两个人几乎是脸对脸，彼此互相观望着。其实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先是于洋开了口：“你还记得我吗？当年长虹电影厂，你还考过我呢。”

    醒过神来的金山，这才恍然记起这张眼熟的面孔。“啊，你是那个姓于的小子！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就跑了？”于洋哈哈大笑，开起了玩笑：“我能告诉你吗？你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你知道了还不把我抓起来呀？”

胆气过人喜当英雄

    1946年的冬天，于洋被派到县里搞土改。

    那年他16岁，天不怕，地不怕，揣着手榴弹，背着梭子枪，到处转悠，就怕找不到敌人，大伙儿都管他叫“愣小子”。

    “愣小子”于洋什么事都冲在前面，绝不落后于人，很快因为表现出色，被升为了组长，他手下虽说只有三名小兵，却负责着50多户老百姓的成份调查，责任重大。土改期间，阶段矛盾相当激烈。回忆往事，于洋显得有些激动：“夜里遇有敌人来偷袭，说实话，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很紧张，但也很有意思，女同志都趴在炕上，吓得直哭，我们就趴在窗户那儿向外打枪，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敌人是否扑上来了，反正就一个劲地放枪。敌人往往是看我们人多，就撤了。”这种‘激动人心’的情况，遇上了两三次，于洋越发胆儿大了。

    “土改算是小战场，你如果威风，敌人就害怕。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说着，于洋轻轻拿起茶几上的一张黑白照片，“这是我最宝贵的一张照片，土地改革时照的。照片靠后部分的人，是我们抓来的土匪，被五花大绑地捆着。照片前面站着的几排人，都是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前排个儿最小的这个是我。你看，那时候我们穿的其实跟土匪也差不多。唉！照片上的人，如今大都不在了。”

    于洋有些竟有些激动。

    1949年的春天，于洋在东北农村拍摄电影《中华儿女》时，听人说晚上经常有狗熊到村里来捣乱，于洋便和连长商量，半夜里伏击黑熊，为老乡除害。一天夜里，在朦胧的月亮地儿下看见有个黑影，在柴禾垛那儿直晃，两人嘀咕着：“肯定是熊，便朝着黑影啪啪就是几枪，一梭子打下去，黑影扑通倒地。于洋确定狗熊死了，拿上手电筒，跟连长上前察看，边看边觉得奇怪：怎么这熊这么大个儿？颜色还是白的？哎呦！怎么还长着两只犄角？这哪是熊，简直是牛嘛！听到枪响，老乡们都起来了，村长也来了。看到被打死的牛，老乡当然不高兴，那可是头怀着小崽的母牛，没办法，只好由组织出面，赔了老乡100块钱才算了事。

    参加革命后，于洋的擒拿格斗样样通，练就了一副好身手。

    “我一辈子都在和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做斗争。”说这话之时，于洋显得有些无奈。然而，看得出来，他是始终改不掉这个“英雄本色”的，遇有事情，他仍是冲到最前面的那一个。

遇到蒙古族姑娘结为伉俪

    1949年10月，伴随着国庆佳节的喜悦气氛，蒙古族姑娘杨静走进了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那时，她还穿着南下时的军装，背着军用挎包，皮带上还挂着个搪瓷缸子。这种军人的打扮，在众多穿蓝制服的人群中，无形中化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显得生气了勃勃。

    刚进北影厂不久，厂里决定要拍摄一部影片，片名叫《革命姻缘》（后改名为《卫国保家》），拟请杨静出演女主角陈桂英。导演严恭对她说：“假如你同意，我们就去山东体验生活。你先看看剧本，然后给我个答复！”

    “我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杨静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

    后来杨静得知，影片的男主角，扮演她未婚夫杨德志的演员就是于洋。那时的于洋总爱围着一个高领毛脖套，脚上裹着一副战利品——日本军用毛毡，显得很粗壮，与众不同。

    有一次，演员们到吉林市郊区体验生活，房东老大娘端来了烧热的白薯和土豆，于洋和杨静同时伸手去拿一块白薯，但都不好意思的把手一起缩了回来。这时他俩互相看了看都笑了。

    谁小谁先吃！杨静提这么个办法，并问于洋：“你今年多大了？”

    “我和你同年！”杨静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多大呢？她立刻说：“我属龙，你呢？”

    “我也属龙，但我生日比你大，我正月。”

    “那好！咱俩一家一半吧！”杨静掰开白薯给了他一半。

    嘴里吃着白薯，杨静心里还在琢磨：怎么这么巧，他也属龙。此时，忽然，一支大手拉住杨静的手大声叫着：“杨静，你到这儿来！炕头可热呼了”，于洋大大方方地拉着杨静坐在他身边，一边说：“你摸摸这炕烧得多热啊……”

    “噢，是热得很。”杨静说着把手伸进了褥垫下。

    《卫国保家》中情侣的那场恋爱戏终于开拍了。杨静和于洋在小河边走着，又停步在柳荫下，相对默默无语，然后，杨德志鼓足勇气说：“咱俩嘎亲，你有意见没有？”浸沉在甜蜜中的陈桂英羞答答的说：“没，没有意见！”两个演员的情绪十分投入，交流得细腻而准确，真情默契……这时，导演提醒说：“注意，不要走私。”意思是说不要借角色来传送自己的感情。这个善意的玩笑话，使他们俩十分尴尬。因为当时他们也不十分清楚，这种感情到底是角色的还是演员的呢？经导演这么—点，倒把他们俩人朦胧中的情谊揭示于众人了，肩上的分量越来越重。

    于是，豪爽的山东汉子于洋，直率的蒙古族姑娘杨静，就这么“对上了眼儿了。”

    1952年的冬天，他们又在一起拍了一部名为《结婚》的电影，茫茫白雪的外景地，激发了两个人表白的热情。当杨静大胆而又热烈地，一下把胳膊挎在了于洋的臂膀上时，此时的于洋也早有准备，将早就买好的俄罗斯产的兔毛围巾，轻轻地给杨静围上。

    经过了3年的恋爱，1953年，于洋和杨静终于结婚了，大喜的日子定在7月1日。作为工会主席的葛存壮，主持了他们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婚后，于洋和杨静感到万分的甜蜜和幸福，他们就像是保卫生命一样的去珍惜和爱护它。

    此后，于洋主演和导演的影片《水上春秋》、《大浪淘沙》、《怒海轻骑》、《大海在呼唤》、《大海风》……

    晚年，离休后的于洋，爱上了钓鱼，经常和北影厂的谢添、陈强、葛存壮一些老战友一起相约去钓鱼。于洋说，钓鱼能够陶冶人的性格，增加涵养，有益于身心健康，对一些慢性疾病还有治疗作用，他还是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执行主席呢!

    生活中的于洋也同样恪守着高尚的人品和艺德。其实，凭着他的名气和实力，他完全有机会去捞取更多的“外快”，这些年，也曾有不少朋邀请他去拍广告，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于洋说他不能，也不愿意牺牲过去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去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