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来到美丽的集美高中上学，度过了三年难忘的美好时光。校主陈嘉庚炽烈的兴国梦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深深扎根在我心灵中，伴随我人生的征程——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我的童年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度过的。那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地，中华民族受尽凌辱，山河破碎，哀鸿遍野。陈校主在筹办厦门大学的通告中发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声：“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他“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他不畏强权，一生为正义而斗争；他倾资办学，为祖国繁荣富强培养人才。在他先进教育思想指引下，学生思想活跃，写文章出板报，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探讨争论问题之声不绝于耳。校园里书声琅琅，歌声嘹亮；运动场上，强身健体，磨炼意志。我原以为抗战胜利后，在这良好的环境中，我们能学习成才，为国效力。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大规模内战爆发了；蒋介石不断镇压学生进步活动；物价一日数涨，一麻袋纸币买不到一袋大米。特别是二战期间我们的盟国——美国竟然重新扶持日本军国主义……这是为什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陈校主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南侨回忆录》等进步书刊，经常与那些富有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的同学，探讨兴国之路。我终于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我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人民解放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通过陈校主的介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是我入党的组织介绍人，陈校主则是我入党的“思想介绍人”。

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

新中国成立后，我满怀激情地参加各项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在剿匪中立过功，后来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积极参战，荣获朝鲜国军功章。在部队建设中被评为机关先进工作者，获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荣誉证。然而兴国路漫漫，我的命运也随祖国的发展起伏跌宕。是嘉庚精神支撑我度过了困难，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大跃进”中，我申请上山下乡，参加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

“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但它又是沃野千里的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的任务是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当时生活很艰苦。转业官兵和支边青年十几万人一下子涌到这荒凉之地，夏天与蚊子小虫为伍，冬天和冰天雪地相伴。住的是四面透风的大通铺，常年吃的是苞谷。艰苦的生活吓退了一些人，但也有许多感人的正能量。当时，国家对我们很照顾，我们的工资比地方同级干部约高10%，冬天上级送来整套冬装。我们850农场余场长，是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当年还是王震部长的老班长。王部长视察北大荒第一个拜访的人就是他。我特别敬重那些经过严峻考验而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的人。我想，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那样艰难的生活都闯过来了，我们这点苦算什么！当时，我们在农场修建云山水库，有个姓吕的同志，老婆从山东来找他，工地上没有招待所，他砍了三枝树杆，支起马架子，用一块苫布围起来居住。每当我走近他“家”时，总是由衷赞叹：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我也不甘落后，公差勤务抢着干，还当了突击队副队长。秋收时节，水库停工投入秋收大会战，但误了工期。为了赶在冬天上冻之前修好大坝，我们日夜奋战，连家属也动员起来参战。指挥长拿着喇叭筒亲临现场指挥督战。有线广播定期播放各中队的施工进度。终于按期修好大坝，第二年洪水来临时，大坝安然无恙。

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我体会到兴国路之艰辛。所以，当我奉调到农垦师机关就更加勤奋工作。农垦师的任务是修建垦区道路，路修通了就搬迁，过着流浪的生活。好在我们建立了后方基地，家属不必随施工队伍频繁挪动。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勒紧裤腰带，继续奋战在建设工地上。有一次，我到三团四连调研，遇到一位复员兵，他向我挑战说：“你是坐办公室的人，敢不敢同我抬土筐？”我说：“好啊！过去当兵我们是战友，现在抬大筐是搭档。”他把土筐装得满满的，问我：“你行吗？”我说“行！”我同他边干活边聊天，问他过去在哪个部队，退伍后为什么来北大荒，现在有什么想法。同时也介绍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平等的交流拉近了距离，一直干到收工。临别时，他友好地说：“你还真行，欢迎下次再来。”

1960年9月7日，我在穆棱河架桥现场，领导通知我：“赶快回家，你当爸爸了，是邻居大嫂帮助接生的。”他批给我两斤黄豆作营养品，这是当时讲师的待遇。（那时政府对知识分子有特殊照顾政策，因而有“黄豆讲师，猪肉教授”之说）。我回到家，看到母女平安，心稍宽慰。我谢过了邻居大嫂，听她劝告，自己动手，从穆棱河捞了十几斤鲢鱼回来，补充母乳。十几天后，妻子能下炕操持家务，我又上了工地。这时期，我被评为1960年度先进工作者，1961年度五好干部，《农垦报》优秀通讯员。我珍惜这些荣誉，但内心总是怀着对妻、女的愧疚感。

坚守两条道德底线

1965年，建设西南大三线的战斗打响了。上级从北大荒抽调一批干部参加三线建设，我也是其中一员。几百名干部一下子从祖国北疆来到西南。这里酷热难耐，气温常年在35-40℃之间，它与北大荒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好在那时我年轻力壮，适应性较强。

不久，爆发了“文革”。这时，我们单位住在大山沟里，消息闭塞。外界传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半信半疑。我们主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并刻印出来提供领导传阅。我的原则是：听党中央、毛主席的，不听小道消息。我们基本上坚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年年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在五花八门的战斗队成立以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混战。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以后也被卷了进去，宣传了一些左倾错误的东西。那时，有人捕风捉影并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挖”出了一个10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我很吃惊，“反革命”就在眼前，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后来参加几次批斗会，听挨斗者乱咬一气就不信了。实践证明，这是一起冤假大案。在十年内斗中，单位领导花了大量人力、财力并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倒是斗出了两三个精神病患者和两个自杀者。在这场内斗中，我遵循陈校主说的“凭余良心与人格（说话），决不能指鹿为马。”我坚守两条道德底线：一不打人骂人；二不捏造事实诬陷人。由于我的倔犟性格，被两次下放劳动，也因此拖累了家人。我深深感到，人生如大海波涛，时起时落。只有“诚毅”二字心中藏，才能做到得意不忘形，失意不消沉。

兴国梦展现了光明前景

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终于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欢欣鼓舞，衷心拥护。我被调到云南省林业干校负责教学工作，焕发了后青春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当时宣传思想战线的任务是拨乱反正，从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了帮助别人解放思想，首先自己思想要解放。我边学习，边备课，结合梳理自己的思想，还参加大专理论课程自学考试。还好，所参考几科成绩均优秀，教学工作也获得学员好评。三年晋升了两级工资（过去20多年只晋升一级）。1985年，我54岁时，领导同意我调回宁德地委党校。已是“近黄昏”之人，难得党校还接纳我。我怀着报恩思想，日以继夜地工作，被宁德地委组织部、宁德行署人事局授予“记功”奖励，后来又被评为优秀党员。1993年底，我办了离休手续，被聘为福安市政府专职咨询委员。2001年迁到集美定居，积极参加离退休支部建设和关工委工作。党给了我许多荣誉，我高兴。但更让我高兴的是，祖国一天天强盛起来，校主的兴国梦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如果说，100年前校主的兴国梦只是一些仁人志士为之奋斗；那么今天的中国梦已发展为在党的领导下，有实现途径，有正确理论指导，有制度保障，有宏伟蓝图和周密规划，有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人参加的波澜壮阔的实际行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展现了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