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良，江苏无锡人。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同年分配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并派往英国进修，先后在伊林技术学院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967年2月回国，先后在亚非作家协会北京执行书记处等单位任翻译。此后，出任过中国驻美、英等国的参赞及驻葡萄牙、丹麦等王国大使，亲自参与了港澳回归工作，是在当事国见证港澳回归祖国怀抱的唯一外交官。35年的外事生涯，他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前，笔者在北京潘家园外交部公寓拜访了王其良大使。在他充满书卷气的客厅里，王大使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他风风雨雨的传奇人生……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王其良，1941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农家庭。5岁那年，他父亲离世，留下母亲抚养他与小三岁的弟弟，家境十分困难。在上过私塾的二舅和姨夫的影响下，母亲将王其良磅上了小学。

王其良读书认真，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处在中上水平。初中毕业时，看到母亲实在太辛苦了，想找个工作减轻母亲的负担，但那年月找工作谈何容易，母亲又不愿让他回村里种田；想考技校学一技之长，可偏偏那年技校不招生。无奈之下，母亲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不用考试，直接升本校高中部。

1960年夏天，王其良高中毕业前多次找工作。可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经济萎缩，连原本在上海做工多年的工人都回乡了，哪里还有单位招人？是考大学还是回家种田，母亲犹豫不决。在他们村下放劳动的一个“右派”劝母亲：这个孩子书读得不错，回家种田可惜了，上大学会有出息的。母亲咬咬牙，作出艰难的抉择：让孩子去试试，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只能回家种田。

三天“高考”结束后，王其良回村里参加劳动，和大人一样挣工分。后来村子附近建造无锡电缆厂，他就去工地当小工，每天能挣8角钱。

    一天下午，王其良正在工地挑砖，堂弟送来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录取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一起干活的同伴们向他祝贺，但他既不感到突然，也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不清楚这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收起了通知书，继续挑砖。到8月底，他总共赚了28元钱。王其良大使回忆说：“入学的日期临近了，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只纸板帆布面的箱子，一个搪瓷脸盆及一些日常用品，告别心中充满矛盾和苦楚的母亲，拎着箱子，第一次乘火车前往上海，踏进美丽的华东师大校园。不经意间，我成了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华东师大这一届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共招60名新生，学制5年。除学习专业外，每年要到上海的工厂和郊区人民公社劳动，曾到青浦县参加四清工作。几年的学习和锻炼，奠定了较好的专业和思想基础。

大三时，国务院外办要定向培养一批高级翻译，在华东师大等全国8所大学设立培训班，外办在系里挑选了8位同学，其中有王其良。培训班开设小灶，练口语、教授翻译及礼仪等。1965年，王其良毕业，分配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

漫漫35年的外事生涯

1965年8月，王其良到北京国务院外办报到时，工作人员说已决定他到英国进修。他是文革前最后一批留英学生。在民族学院集训的留学生共有400多人，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都有，去英国的有20多人。

9月30日，王其良等一行9人，从北京站坐火车，取道苏联前往英国。到莫斯科后换乘飞机到达伦敦希斯罗机场，我驻英使馆把他们接到伊顿街使馆的一幢两层的英式小楼住下。

    根据使馆的安排，王其良和同学们先去伊林技术学院接受语言培训，课程是语音语调、口语会话、基本词汇、英国概况等。王其良学习十分认真，经过半年的学习培训，收获很大，为专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着他和同学们分散到不同的大学学习。王其良分配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英语与英国文学系，学习形式是听课、读书、写短文。

1966年，国内爆发“文革”，并很快影响到使馆。在此情况下，周总理作出决定，召回所有留学人员。就这样，原定三年的留学计划中途夭折。

1967年2月，王其良和其他留学生，离开伦敦途径莫斯科返回北京。其时国务院外办已处于瘫痪状态，外办秘书长丁雪松召集外办派出的几个留学生开会，决定他们去亚非作家常设局北京执行书记处工作。

1967年6月，适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亚非作家常设局邀请亚非拉32个国家的80多位进步作家在京隆重举办讨论会，与会人员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后，与会作家分赴不同地区参观访问，王其良作为翻译随其中一队赴江西、湖南参观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旧址，沿秋收起义部队走过的路线上了井冈山，瞻仰了韶山毛主席故居，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提高了口译能力。

1970年10月，王其良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一年。之后，曾陪同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先后赴兰州、新疆等地访问。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作历史性访问，贝尔登作为在华访问的美国客人被外交部列入到机场欢迎的人员之一，由王其良陪同。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两国间开始民间交往。1973年5月，对外友协会长王国权出任澳大利亚首任大使，王其良被王大使选为他的翻译。王其良在驻澳使馆工作了近5年，这是他首次从事官方外交工作。

王其良1978年回国，仍到对外友协工作，一干就是12年。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其良再次到驻外使馆工作，直至退休，人事关系也调入外交部。1990年9月至1994年12月在驻美使馆政治处任参赞，后任政治处主任。刚去时是朱启祯大使，继任李道豫大使。当时中美关系问题很多，最突出、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美售台武器、台领导人过境、美国会通过涉台议案等，使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信息，提出对策请示国内。遇到这类敏感问题，使馆上上下下始终处在紧张状态，连星期天也不能有所放松。

1995年3月，王其良奉调到我驻英国使馆工作，先后任公使衔参赞、公使（首席馆员）。王其良在英三年半经历了三位大使：马毓真、姜恩柱、马振岗。香港回归前夕，工作十分繁忙，他作为使馆二把手，积极配合大使开展了各项工作。

1998年7月，王其良出任驻葡萄牙大使。当时澳门回归在即，使馆主要是配合国内做好回归工作。为使澳门顺利回归，江泽民主席于1999年10月26日至27日访问葡萄牙。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但准备工作有两个多月。国内两次派先遣组去葡商洽日程，实地察看下塌饭店和活动场所，各项具体工作则由使馆与葡方落实。

澳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王其良于2000年1月离任回国。同年3月17日，王其良出任丹麦大使。

在当事国见证港澳回归

王其良大使自豪地说：“在我的官方外交生涯中，有两件事值得单独说一下，因为我是在当事国见证港澳回归的唯一外交官。”

王其良于1995年到驻英国使馆工作，其时离香港回归只剩下两年多时间。王其良回忆说，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中英已解决了香港回归的大部分问题，但英方依然在香港的驻军和政制问题上制造麻烦、设置障碍。

中国在香港驻军，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六·四”风波后，英方称香港信心严重受挫，公然提出回归后还要不要在香港驻军？中方断然驳斥：驻军是主权的代表，且是回归后的事，英方无权干涉。政制问题是香港回归后稳定的大事。香港100多年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直采取由伦敦委派总督独揽大权的政治体制。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方就开始着手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设计一套能体现“一国两制”的全新政治体制。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在这两个问题上，中英双方展开了艰苦谈判甚至斗争。

在此大背景下，使馆的任务是做好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宣传介绍、增进理解的工作。马振岗大使忙于约见或应约会见英方领导人和官员，到各种场合作报告，使馆其他人员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各项工作。王其良主要是给华人华侨、留英学生等作报告，介绍有关香港回归的情况，还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几次会议，为香港回归尽了绵薄之力。

1997年6月30日下午4时，正是北京时间子夜12时，使馆人员聚集在宴会大厅收看CCTV-4台直播香港回归盛大仪式。当看到大不列颠米字旗慢慢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大厅里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此刻，王其良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因为，这是洗刷150多年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这是祖国强大的标志，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胜利！

香港回归后一年，王其良被任命为驻葡萄牙大使。他到里斯本履新时，澳门回归的过渡期已近尾声。他马上参与了澳门回归的有关工作。王大使参加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会议，讨论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档案移交、资产移交及政权交接仪式等问题，在双方努力下，这些问题均获得圆满解决。他也参与了在澳门的驻军问题。1998年我方宣布澳门回归后将在澳门驻军，葡方便提出异议，我方当然不能让步，加之当时澳门治安问题日趋严重，在澳门驻军能对黑势力起到震慑作用。双方决定由各自大使与对方外交部相应官员交换意见，王其良大使遵照国内指示与葡外交部对外政策总司长谈了多次，同时向葡外长甚至总统做工作。最后，这一问题通过双方副外长级官员换文的方式得以解决。

1999年12月19日，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经历了446年风风雨雨之后，澳门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12月20日晚6时半，王其良大使在使馆举行庆祝澳门回归招待会，包括华人华侨和留学人员代表、葡方官员及友人、外国驻葡使节等在内的各方人士300多人出席。招待会盛况空前，热闹非凡，华人华侨及外国友人纷纷举杯向王其良大使表示热烈祝贺。

王其良自豪地说：“此时此刻，我再次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喜事、盛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能躬逢其盛，且能参与其中，并能为之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让我感到无比荣幸，终生难忘！”

回顾35年的外交生涯，王其良大使用了8个字高度慨括总结，“问心无愧，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