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是原新四军供给部部长宋裕和同志诞辰111周年纪念日。日前，记者专程拜访了宋裕和同志的女儿宋晓明。她深情地回忆了父亲近70年的风雨人生——

毅然上井冈山，参加红军闹革命

宋裕和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湖南汝城县延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靠给地主、富农做苦力为生。1926年5月，地下党员朱青勋、李涛回到汝城发动农民群众。宋裕和在他们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创建农民协会。1927年2月，他被县农协委任为延寿区农协筹备委员，后当选为副委员长、农军大队长。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担任延寿区党支部书记。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宋裕和奉命带领农军大队参加保卫汝城的战斗，当国民党第16军攻陷汝城后，他与突围出来的县农军武装汇合后，开到与汝城交界的江西崇义边境山区打游击。同年9月，奉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他们将农军队伍改变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一团，并就地举行秋收起义。1928年年初，湖南省委按中央指示发动年关起义，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失败。宋裕和、李涛等穿过重重封锁突围成功，毅然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1928年2月，宋裕和有幸参加了毛泽东在宁冈龙市亲自创办的第一所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任宣传员。

宋裕和和战友们每天活跃在行军路上和宿营地，担负了大量政治、军事和后勤方面的工作，他在战斗中增长了不少知识。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在那样频繁打仗、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经常向宣传员布置调查任务，调查的大体内容是：一是社会情况，县、乡、村地理和人口分布；二是政治情况，各地地、富、土豪、劣绅、资本家各有多少，土地出租与剥削手段等；三是经济情况，市场物品和价格，群众生活情况，长、短、零工收入等。宋裕和每次出去调查，回来都如实写出书面材料报告主席。

1929年1月，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围剿”，巩固和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朱毛”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部队来到谢坊，为了解敌情，制定红四军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派宋裕和带一个连到瑞金城里抢报纸，贺子珍也一同前去。宋裕和率部打入瑞金后，兵分两路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砸开办公室，把敌人的文件、档案装进麻袋，把散落在各处的《中央日报》和上海、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报纸收拢起来捆成一大包，满载而归。当宋裕和把缴获的文件、报纸送给毛主席时，主席非常高兴。主席风趣地说：“你送来这么多，叫我怎么啃得下呀？！”毛主席分析敌情后，改变了原来进攻瑞金城的计划，而是率领红四军撤到大柏地，在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商议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案，取得了大柏地伏击战的胜利。

转战赣与闽  “朱毛”教导长才干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长汀长岭寨打响入闽第一仗，一举消灭国民党郭凤鸣部2000余人，解放了长汀县城。立即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权建设。同时筹措军饷，没收了郭凤鸣和几个反动豪绅的财产；向资本在千元以上的商人筹措，加上长岭寨战斗的缴获，共筹得光洋5万余元。这些钱该怎么用？毛泽东亲自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后说：“士兵、军官和俘虏兵一律平等，每人发3元，可买1条毛巾、1块肥皂、1支牙刷，再买些其他生活用品。剩下的给每人做一套军装。”红四军把做军装的任务交宋裕和负责。当时长汀有10余家私营小型纺织厂。宋裕和同军需处的干部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组织纺织厂缝制了4000套灰军服。红四军不论官兵，每人发两套列宁式军装，一顶缀着红星的灰八角帽，一副灰色绑腿。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军服。红军官兵穿上崭新的军装，更显威武雄壮。宋裕和受到大家称赞，初步显露了他从事军队后勤军需工作的聪明才干。

这年12月，红四军第二次进驻古田，准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陈毅等前委和政治部机关住在松荫堂。毛泽东为筹备、起草会议文件，忙得不亦乐乎。隆冬的古田山区寒气袭人、酷冷难当，每当夜幕降临，身怀六甲的贺子珍就会充满爱怜地在毛泽东住处生一盆炭火，然后回到隔壁的房间休息。有一个深夜，油灯的火苗“噗、噗”地跳着，毛泽东知道油快点完了，因夜深无处寻煤油，而自己的思路又正处佳境，便请前委派来帮助他工作的宋裕和找了一把松枝和竹篾扎成火把代替油灯。过了不知多久，疲倦的宋裕和正想打个盹，忽然闻到一股焦味，原来是火星溅到毛泽东的棉衣上，烧了一个小窟窿，冒着一缕轻烟。可毛泽东毫无察觉，宋裕和忙不迭的拍打起来，倒把毛泽东吓了一跳。他向小宋会心地笑了笑，接着又若无其事地埋头赶写2万余言的《古田会议决议》。在会上，宋裕和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军需处处长。

1930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在广昌与兴国之间与红三军会合。同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1931年春，红三军在江西永丰、龙岗第一次反围剿中消灭张辉瓒一个师二个旅，缴获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毛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俘虏的电台技术人员，讲清了红军的有关政策，鼓励他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服务。此后，红军又在宁都、东诏歼敌52师一个旅，又缴获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随着缴获的增加，在各苏区中央局、红军总部、红十二军、红三军都逐步建立了无线电台。为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在第二次反围剿后，总部调宋裕和任红军无线电总队——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通讯部队的政委。宋裕和深知无线电通讯对于红军上下左右的沟通联络和行军作战至关重要，他十分注重对国民党军过来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很快提高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转变了政治立场，努力为革命工作。同时，在生活上关心电台工作人员，使他们体会到红军的官兵关系与国民党军有天壤之别，真正感受到革命部队的温暖，从而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漫漫长征路  呕心沥血筹粮款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执行了王明的“堡垒对堡垒”的错误路线而失败了。在这五次反围剿的多次战役、战斗中，宋裕和前后3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敌人的子弹打进他头皮和后脑骨之间，当即昏迷过去。在战场的临时急救所里，医务人员硬是用一把普通钳子将子弹钳了出来，宋裕和算是逃过一劫。

1934年10月，中央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央纵队离开瑞金作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初宋裕和由无线电总队调任军委总部第四局局长，四局是主管后勤工作的。从此，开始了他长期担任我军后勤领导工作的革命生涯。

长征的艰苦闻所未闻，而长征中筹款筹粮的后勤供应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一是长征经过之处大多是人烟稀少的贫瘠之地，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使群众对红军有误解。而且许多还是苗、藏少数民族居住区，总部要求认真掌握政策、严格执行纪律，宁可挨饿受冻也不能随意取衣获食。有一次，部队来到毕节城乡下的一个苗族村寨，苗族同胞都逃进山了。宋裕和想筹些粮食，了解到村寨里有个存放几千斤粮食的义仓，是各家从口粮中节省下来集中保管以备天灾时急用。宋裕和先以严明的纪律去打动群众，部队吃野菜，帮群众挑水，打扫村寨，不进群众房子，露宿树下。红军的爱民行为教育、感动了苗族同胞，从疑虑到信任，从信任到帮助，最后主动把义仓的粮食拿出来送给红军，有的还帮助红军做干粮。红军则军纪严明，所有的粮食均按市价付给苗族同胞钱币。

还有一次，红军住在毛儿盖藏族同胞区。庄稼地里长着即将成熟的青稞、豌豆。藏民因听信了反动宣传一个都见不到。为了争取群众，揭穿敌人的谎言，部队挖野菜、蘑菇充饥。直到第3天晚上，一位藏族青年回村寨时看见红军没有进屋住，也没拿东西，屋前房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把他们的牛羊喂了。第4天早上，毛儿盖骤然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老百姓手捧康粑来慰问红军。宋裕和带领后勤部门的同志对向藏族同胞宣传党和红军的严明纪律，尔后向藏族同胞购买了一些粮食。

长征初期，供给方面遇到困难，有些同志常会说：去找“四大金刚（即搞后勤工作的4位骨干：叶季壮、杨立山、周骏鸣、宋裕和）”解决。可后来遇到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恶劣环境，“四大金刚”也难为无米之炊。直到红军翻过六盘山，进入甘肃回族地区，刘志丹派人前来给毛主席送信，红军的供应情况才开始有了转机。

适应新形势  后勤工作续新篇

宋裕和常听毛主席说：“光会打仗、筹粮还不够，还要学文化、学政治。”长征胜利到延安后，宋裕和要求学习，他如愿以偿进了红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粮食局局长。1938年1月，宋裕和奉调武汉筹建新四军，他被任命为军需处长。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阴谋策划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立即将其解决”。顾调集了7个师8万余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为预防不测，党中央一再指示新四军尽快撤离皖南。同年11月，军部任命宋裕和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军法处长汤光恢为政治委员，受命率领军部后勤系统军需、兵站、医院、军械所和执法连等单位1600多人，印刷机器、医院设备和各种物资1100多担，由皖南向苏北转移。宋裕和和汤政委严密部署、精心组织，切实做好统战工作，机敏地通过了国民党原东北军108师防区，克服千辛万苦，安全到达苏北，为新四军保存了大批骨干和物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宋裕和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任供给部长。

宋裕和出身贫苦农民，从未受过专门学习训练，凭着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在战争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有声有色地领导全军后勤工作。新四军建军之初，他受叶挺、项英等军首长委托，帮助一支由青年学生、工人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百余名队员冲破内外阻力，集体参加新四军，将其改编成新四军第一支汽车运输队。有的队员安排到军部教导队学习，有的分配到前线工作。他组织运输队学习社会发展史，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安排运输队到南方边区接运红军伤病员。支持运输队的同志与上海的进步上层人士保持联系，动员他们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援助新四军。在皖南徽州、泾县一带以工业合作社的名义建立造纸、纱布、造烛、制鞋等第一批军实工厂和作坊。到上海、宁波等购进设备，建成了新四军第一个印刷所，为扩大我军的宣传创造了条件。

宋裕和深知新四军越来越壮大，没有制度，不懂理财，就养不起军队，就打不了胜仗。他有从中央苏区、长征和陕甘宁边区积累起来的丰富实践经验，在全面领导庞大的军需系统工作中十分重视财务工作。当他获悉上海煤业救护队介绍参军的青年中有一位同志懂得现代会计，他很快向教导总队请调到军需处任副科长，协助领导在全军建立会计制度，制订供给标准，研究筹款渠道。

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后，宋裕和根据华中局和新军部领导的指示，不失时机地进行全军后方勤务工作的统盘筹划和建设改革，使之充分适应敌后发展的形势需要，并把后勤工作包括军实、粮秣、军工、民工、交通运输等，有步骤有计划地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使我军的后勤工作，更充分地获得群众支持和政权保证。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敌占区特别是上海的秘密工作，派出一批得力干部从事地下采购运输。这一切既是中央苏区时期后勤工作的传统继承，又是抗战时期敌后斗争中我军后勤工作的新发展。宋裕和在这一重大转折中，把握形势，把全军后勤工作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1948年秋，华东军区成立后勤司令部，宋裕和任司令员。为确保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遵照军委“统一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的指示，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组成了前后方两套工作班子，协同完成后勤保障任务。当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部队打到哪里，就保障到哪里。”在淮海战役中，宋裕和有条不紊地领导了庞大的后勤支前工作，动用了冀鲁豫皖苏5省的力量，全力保障参战部队的供应，组织民工225万，征集大量支前物资，仅粮食一项就达5.7亿斤。后勤战线的同志排除一切困难，舍生忘死工作，为战役的胜利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和鲜血。

1949年3月，宋裕和调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对上海的接管工作。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调中央食品工业部任副部长。1951年又调回部队，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1952年底，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他曾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宋晓明最后痛心地说：“‘文革’中父亲受到迫害，1970年初下放到江西抚州劳动，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相当差，同年12月生病住院，因囿于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父亲这位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南征北战几十年，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红军战士，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在和平年代过早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