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岛的花岗岩地貌，危岩星罗、怪石棋布，为摩崖石刻这一雕刻时光、记载盛事的艺术形式，造就了天然的广阔舞台。古时武夫墨客、官宦政要、志士仁人，游历于悬崖峭壁、天风海涛之间，或睹物思情泼墨遣怀，或逸兴遄飞勒岩记事，留下众多石头篇页的文化宝藏，成为千古不朽的历史档案。

                              剿倭名将一句话吓退红毛鬼

       16世纪90年代，葡萄牙、西班牙渐渐衰落，新兴的荷兰人接管了远东水域的势力范围。

       据《明史·列传之二百十三》载：荷兰人于“（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说的就是1601年，他们先攻击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后转攻葡萄牙人盘踞的我国领土澳门，两次行动都无功而返。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7月，荷兰第二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两艘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福建外海的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主要用于防倭的明朝汛兵亦已撤回，于是他们乘虚而入，在那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

        荷兰人仗着船坚炮利，把明廷要求他们退出澎湖的照会当耳边风，居然还写信威胁福建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自由贸易，即派军舰沿海进攻。

       于是，明朝政府派出参加过朝鲜之役和东南剿倭的名将沈有容率舰队从厦门前往谈判。

        沈有容先礼后兵，他向荷兰人发出了立即撤离中国领土的通牒，韦麻朗恼羞成怒，拔剑示威，威胁开战。沈有容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韦麻朗是职业军人，当他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陷入50艘明朝战船的重围，对手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时，最终明智地选择了妥协。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块“全台第一古碑”，今年已有402岁。

        值得一提的是，沈有容回厦之后，与友人陈第登临南普陀后山，留下了“骋望极天，徘徊竟日”的题名石刻。

                             厦门军民狼群战术克敌制胜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18年后的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由雷约兹率队卷土重来。6月，15艘荷舰攻击澳门未果，旋即北上，于7月夺取澎湖作为跳板，企图通过“敌对行动和使用武力”，强迫明廷开放市场。

        10月18日，荷兰人派出8艘战船攻厦，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仅在虎头山附近一次就纵火焚毁中国帆船六七十艘。荷舰还在闽南洋面截捕我商渔船只，把俘获的渔民和船员运到澎湖，强迫他们运土筑城。

        侵略者的海盗行径，激起了厦门军民的无比愤慨。“冬十月，福建总兵官徐一鸣率兵驻中左所剿红夷”（道光版《厦门志》），史籍记载他“冒矢石督战”。广大以海为生的渔民，也同仇敌忾，拿起武器，同入侵者展开了殊死决战。

       当时荷兰人所驾战船，“前后左右俱装巨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然而，厦门军民充分利用地形、潮水、风向等天时地利的优势，扬长避短打击入侵之敌。海战时，明军往往采取狼群战术，用多条小船围攻一艘荷兰战船以克敌制胜。

        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火船进攻，更是使敌人防不胜防。其方法是将“小渔船装载油棕、硝磺等引火之物，船头以铁链带钉，选习水者身背竹筒快速驾驶，直冲至敌船边，将斧钉住发火，人跳下水，浮漾游回”。

        荷兰船长庞德古事后在其《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中写道：“11月17日下半夜，我乘小艇到厦门去……途中，看到我们的一只战船正被大火烧着，另一只也处在巨大的危险中。当时，有很多船只包围着它，其中有舢板，大约还有50来艘火船。”这是用小船和火船围攻荷舰的成功战例。

        在福建军民的英勇抗击之下，入侵荷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于第二年5月撤出闽南海域。“徐一鸣攻剿红夷石刻”即是历史见证。

                             福建巡抚在厦智擒荷兰司令官

        首战失利，殖民者并不甘心。1623年10月25日，由司令弗朗斯率领五艘荷兰战船再次进犯曾厝垵、鼓浪屿等地，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商船出海，以此胁迫明廷准许同他们在台湾进行自由贸易。

         这年，“毅然以必诛红夷为己任”的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他“乃筮日启行，渡海视师，鲛宫龙窟，皆亲涉焉。战士闻之，民勇气十倍”。南居益亲临厦门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抗荷军民的士气。至今日光岩和虎溪岩仍有他留下的摩崖题刻。

        10月28日，荷兰舰队航抵南太武附近抛锚停泊。南居益等决定将计就计，以“互市”为饵诱敌入港，一网打尽。于是致函荷方，请其派人到厦会晤。

        据荷人的《东印度航海记》载:1623年11月1日，有厦门商人代表薜伯泉到来，表示愿为双方牵线斡旋，弗朗斯遂率两艘单桅帆船前往厦门。11月15日荷方代表抵厦，谈判在荷船上进行，在达成初步协议后，明朝的三名官员上船作为人质，邀请荷兰人派出几位船长上岸见证签署协议，弗朗斯率领船长和商务长各一名上岸入都督府会见，其他陪同约30人在外接受招待。

        在宴会上，被灌醉的弗朗斯等人束手就擒，后被押往北京，刑于西市。

       18日凌晨4时，守备王梦熊率50艘火船袭击荷舰，默伊登号“全船人员和其他一切都被炸得粉碎”；埃拉斯默斯号着火受伤，仓皇逃脱。关于是役，中荷资料记载基本吻合。“冬十月廿四，福建总兵官谢隆仪大破红夷于浯屿”（《厦门志》）；“梦熊乃以小艇数十扮渔舟，藏火具，潜迫其旁，乘风纵火，弃艇挟浮具泅归，援以巨舰。生擒大酋牛文来律钦等，夷脱于火者，咸溺于水”（《泉州府志》）。

        朱一冯和赵纾两人作为南居益的部下参加了这次攻剿红夷行动，所以厦门岛留有他俩的“攻剿红夷”石刻。

                             殖民者最终灰溜溜地“扬帆去”

          厦门战役的胜利大大增强了福建军民渡海驱荷的信心，明军经过周密布署，于天启四年正月初二（1624年2月20日）誓师出战，南居益亲自浮海至金门，下令向盘踞在澎湖的入侵之敌发起总攻。

        守备王梦熊率先头部队从厦门扬帆出发，直捣敌巢。“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日，繇吉贝突入镇海港，且击且筑，垒一石城为营。屡出奋攻，各有斩获，夷退守风柜一城。”（《明熹宗实录》）。但攻击行动并不顺利，“是月，南院发二次策应舟师，委加衔都司顾思忠等统领至澎湖镇海会齐，嗣是攻打无虚，而夷犹然不去。”到6月间，在得到新来的火铳部队支援后，明军完成了对澎湖守敌的分割包围，“列大炮于五路，阵火舟战舰于洋中，以示必攻”。

         当时，“白沙岛驻有中国军约4000人与兵船150艘，以后兵数逐渐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万，进出澎湖岛。荷兰人虽将台窝湾之砦破坏，调回其守备兵，然白人不过850人，其中少年兵有110人，病人亦属不少，到底难以对抗” （《巴达维亚日记》）。

        七月初三日（8月16日），明军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

        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殖民者见大势已去，只好树起白旗，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地“扬帆去”。据《明史》载，在达成协议后，荷兰副将高文律等12人拒绝服从投降命令，“据高楼自守”，最后被全部捕获，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献俘于朝”，以他们的耻辱为这次交手画上了句号。 

        由于种种原因，明军没能乘胜追击，致使荷夷乘机占领了与之一水之隔的台湾。直到1661年4月，郑成功率大军从厦金两岛启锚扬帆，强渡海峡，驱荷复台，宝岛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